⑩《新唐书》卷201《王勃传》，第5740页。
    (11)《册府元龟》卷4，第46页。
    (12)《新唐书》卷33《天文志》，第865页。
    (13)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14)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收入氏著《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15)尾宿的宿度约18度，其大约位置在245度至263度之间，而箕宿约为10度，在265度至275度之间。参读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22页。
    (16)如西汉丞相翟方进因虚构的荧惑守心的天象而被迫自杀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参读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收入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7-190页。
    (17)《宋书》卷25《天文志》，第735-736页。
    (18)《开元占经》卷19，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年，第152页。
    (19)此占语是关于五星聚常见而权威的表述，《史记》卷27《天官书》云：“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321页。其后历代正史《天文志》大多沿袭此说。
    (20)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一文以为五星聚乃是吉兆，预示着明主将出，但所谓的吉凶乃是相对而言，五星聚房，于周武为大吉，于商纣则为大凶。五星聚东井，于汉高为吉，于赢秦则为凶。而关于星聚，《史记》卷27《天官书》的经典解释为：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321页。则“三星合”至“五星合”呈一种递进关系，三星合、四星合都是兵丧并起的凶兆，则五星合也很难被理解为吉兆，特别是对于当朝天子而言。
    (21)《汉书》卷11《哀帝纪》，第340页。另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28页。而武则天专权时，亦曾有唐再受命之谶，可知此种学说对唐人而言并不陌生，见《新唐书》卷35《五行志》，第918-919页。
    (22)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28页。
    (23)《旧唐书》卷9《玄宗纪》，第225页；卷45《舆服志》，第1954页。
    (24)笔者以为武周一朝的故事作为当时重要的当代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玄宗朝的政治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文已经指出，由于武周革命时曾经改承周、汉正统，成为周、唐不同的重要标志。因此，尽管所谓再受命之说很可能是玄宗自己的主意，但操作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因此当玄宗失去对李林甫的信任之后，这个问题很快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不忠的重要突破口。
    (25)天宝九载至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前一系列天象异动及其应对策略，实际上是观察玄宗晚年政治一个颇为重要的角度，除了本文讨论的天宝九载四（五）星聚之外，天宝十三载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异动也值得关注，《新唐书》卷33《天文志》：天宝十三载五月，荧惑守心五旬余。占曰：“主去其宫”，第856页，这一天象恐怕也会成为安史叛乱重要的号召。
    (26)参读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7)《资治通鉴》卷216云：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第6905页。
    (28)《新唐书》卷25《五行志》，第913页。而安史政权之所以能够熟练地运用五星聚、金土相代等天文谶纬之说，或佛教、祆教等宗教力量，来挑战唐的正统性，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地借鉴武周革命的成功范例。如安庆绪曾用载初为年号，而“载初”恰为武则天所使用的年号，其中模仿的意味相当明显，见《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附安庆绪传》，第6421页，当然关于安史载初年号是否真的得到广泛行用，笔者尚存疑问，详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