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拉卜楞寺的扶持，正是对宗教权力实施众封多建、涣散其势政策的延续与合理发展，在表面的扶持中，实则已经暗含宗教抑制的政策在其中。首先，清朝对甘青蒙藏地区的宗教政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条块分割状的教区划分，分别扶持，形成各区内的教主活佛，以避免来自其他教主活佛势力的深入并对其形成有效的控制。透过清代的宗教政策，可以发现清朝扶持哲布尊丹巴世系为喀尔喀蒙古的教主，扶持章嘉活佛世系为内蒙古的教主，而唯独甘青蒙藏地区没有一个大的教主活佛。清朝对其他蒙藏大活佛的教区划分中，并没有扶持一个甘青藏区大活佛世系作为教主。因甘青蒙藏地区南联康藏，北通蒙古，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南联北结的要冲，即使出自青海佑宁寺的章嘉活佛，也没有将青海作为他的教区。其次，清朝扶持拉卜楞寺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嘉木样活佛世系在传统上与班禅活佛世系、章嘉活佛世系交好，而与达赖活佛世系关系不睦，可以起到牵扯和抑制达赖活佛世系在甘青蒙藏区域社会中影响力的作用。
    清朝对拉卜楞寺的扶持主要为赐予职衔名号、任命驻京呼图克图、颁赐匾额等。(1)赐予职衔名号。继一世嘉木样被册封后，二世嘉木样于1762年被乾隆皇帝册封为“扶法禅师额尔德尼诺门罕”，1772年加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赐金册金印；三世嘉木样于1848年被道光皇帝册封为“扶法禅师”，赐金册金印；四世嘉木样于1901年被光绪皇帝册封为“广济静觉妙严禅师”，赐金册金印。⑦(2)任命驻京呼图克图。驻京呼图克图作为清朝册封的第二等级的活佛，可以使一位高僧或者活佛的身价倍增，因而可以视为重要的荣誉赐予。清朝在扶持甘青藏区寺院时，就给了拉卜楞寺一个名额。1759年，二世贡唐仓被封为驻京呼图克图，赴京供职。⑧此后，二世萨木察于嘉庆年间应诏赴京，任职驻京呼图克图达23年；1852年，四世萨木察应诏任职驻京呼图克图，1856年升任掌印喇嘛，1860年离开北京。⑨(3)颁赐匾额。这些匾额包括：1777年，乾隆皇帝为大经堂题写汉藏满蒙四种语言匾额，汉文居中，为“慧觉寺”；后，嘉庆皇帝又为弥勒佛殿赐匾“寿禧寺”，为贡唐宝塔颁赐“三宝慈光普照世界”匾额，为狮子吼佛殿颁赐“寿安寺”匾额；1827年，道光皇帝为德哇仓昂欠文殊菩萨殿颁赐“普祥寺”匾额，后又为德哇仓创办之西仓寺颁赐“般若洲”匾额；1881年，光绪皇帝给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颁匾。⑩
    拉卜楞寺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源，在区域社会中取得宗教竞争的优势，也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以争取国家政治秩序的认可与支持。(1)坚决拥护清中央政府的统治，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这种信息传递到最高统治者的耳朵里。这是一世嘉木样时就奠定的良好基础。据说，一世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后，积极联络中央政府，并于1717年选派侄子温布·嘉央凯荞进京朝贡康熙皇帝，因而得到了清朝的嘉奖。(11)(2)与著名活佛世系建立亲密关系，并通过他们在中央政府为自己尽可能多地争取广泛的政教利益。这是拉卜楞寺建寺之始就确立的对外交往策略。嘉木样活佛世系与章嘉活佛世系、土观活佛世系保持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一世嘉木样与两个活佛世系建立了良好的师徒关系，以后历世嘉木样活佛都承继了这一传统。就土观活佛世系而言，历代均为驻京呼图克图，不仅在藏传佛教内部具有较高的声望，在清朝内部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亲王、世子拜二者为上师者众多，这就为拉卜楞寺及嘉木样世系在清廷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各种利益提供了有力的奥援。(3)积极联络地方大员，一方面通过他们向中央政府为自己说话，另一方面则在地方事务中给自己留下更多的回旋空间。拉卜楞寺积极的资源供给，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空间。故林跃勇指出：“拉卜楞寺视清朝中央政府为国家最高合法当局，并主动向其靠拢。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使清朝达到了‘因俗而治’的目的，加强了对当地蒙、藏诸部的统治，拉卜楞寺则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12)
    在双方看似良性的互动中，拉卜楞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二世嘉木样时已经将拉卜楞寺的宗教势力扩展到甘、青、川、藏、内蒙古等诸多地方，主持、倡建新寺40余座。据说，这时“包括各种经堂的‘一百零八寺’，已经形成”(13)。而自罗布藏丹津叛清失败后，整个蒙古各盟旗在青海的势力日渐衰落。在拉卜楞寺与黄河南亲王旗之间出现了拉卜楞寺“富厚，甲于西南各番”，黄河南亲王旗“日渐凌弱”(14)的局面。及至光绪年间，拉卜楞寺已经是“南连川境，西接藏疆，绵袤数千里。每得一处，即设置僧官，逐去土司，厚敛资财，是以寺日强富。……蒙古已为伊有，川藏暨洮岷、松潘各番亦多附伊寺”(15)，势力非常强大了。
    三、拉卜楞寺的快速发展与宗教抑制政策相伴
    清朝扶持拉卜楞寺基于对藏传佛教总体上的宗教抑制政策，同时统治者也相信，尽管可以将拉卜楞寺纳入到国家政治秩序的体制内，使其作为自己在区域社会中的代理人，但任何代理人除了维护委托者的利益外，也是具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与冲动的。因而，当清政府认为拉卜楞寺发展到一定规模，拥有相应的资源动员能力时，针对拉卜楞寺的宗教抑制政策就开始了。换言之，拉卜楞寺的发展既产生于宗教抑制政策，那么其快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摆脱被抑制的命运。
    首先，在宗教冲突中采取抑制拉卜楞寺势力扩张的政策。早在拉卜楞寺建立之前，在大夏河毗邻的隆务河流域就存在一个颇具规模的隆务寺。隆务寺始建于元代，弘传萨迦派教法。明代曾有多位隆务土官家族的高僧被册封为国师。大致在一世夏日仓噶登嘉措(1607-1677)时期，隆务寺改宗格鲁派，并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由历代夏日仓作为隆务寺寺主活佛。(16)隆务寺与隆务土官结合在一起，经元明清三代发展，成为拥有众多附属寺院的宗主寺，势力遍及隆务河流域。拉卜楞寺建寺之初曾经保持着与隆务寺的良好法缘关系。然而，到二世嘉木样(1728-1791)时期，由于拉卜楞寺势力在隆务河流域的发展，触及到隆务寺的宗教利益，双方的友好关系逐渐降温。
    导致双方进一步交恶的导火索为赛仓出走事件。一世嘉木样在创建拉卜楞寺的过程中，有两个得力的助手，即其弟子一世赛仓与一世德哇仓。一世嘉木样圆寂后，在转世的问题上一世赛仓与一世德哇仓发生矛盾，而德哇仓一方则占据了优势。及至二世嘉木样任命二世赛仓为拉卜楞寺总法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二世赛仓不得不出走德尔隆寺(又称沙沟寺)。因二世赛仓活佛有二兄均为隆务寺籍活佛，遂于隆务寺建立友好关系。1765年后，二世赛仓多次前往隆务河流域讲经说法，并与三世夏日仓缔结了法缘。1771年还应邀担任了隆务寺大法台。然而，经过隆务寺的多次调解，双方在赛仓活佛回归拉卜楞寺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拉卜楞寺在二世赛仓活佛回归拉卜楞寺问题上的态度，更是让隆务寺的活佛群体感觉不满。不过，由于二世嘉木样在宗教界的威望以及与隆务寺主要活佛的良好私人关系，再加上他是国师三世章嘉活佛弟子，隆务寺也只得一直忍而不发。在三世嘉木样(1792-1855)掌寺初期，由于他和三世夏日仓之间的叔侄关系，两寺的矛盾并未公开化。随着三世夏日仓1794年圆寂和二世赛仓1813年圆寂，两寺的矛盾开始由缓而急，逐渐白热化了。
    1813年，隆务寺将赛仓活佛世系回归拉卜楞寺的问题控诉到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由于双方不断地互相指责，西宁办事大臣并未对此作出裁决。1815年春，隆务寺决定武力解决，对拉卜楞寺采取军事行动。拉卜楞寺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调集部落武装准备防御，一方面向西宁办事大臣告急，希望官方对隆务寺施加压力。官方尚未来得及出面，战事已经爆发。似乎是拉卜楞寺吃了亏，控告到西宁办事大臣衙门。西宁办事大臣纳尔松阿认为隆务寺私自出兵攻打拉卜楞寺，目无朝廷，欲与陕甘总督长龄商议派兵镇压隆务寺。长龄对此举不以为然，并建议朝廷撤换纳尔松阿。1818年8月，嘉庆皇帝指示：“上年拉布楞寺喇嘛，与隆务寺昂控争寺院，纳尔松阿辄听拉布楞寺喇嘛之言，札致长龄欲檄调撒拉尔兵三、四千名将隆务寺昂剿灭，实属冒昧。”(17)此事本由隆务寺启衅，首先挑起战火，但却未受到来自官方的惩罚，其中的意味非常明显了。自此以后拉卜楞寺与隆务寺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德尔隆寺也正式倒向隆务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