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拉卜楞寺的反抑制策略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面对清政府的限制，拉卜楞寺却并未就此停止自己宗教扩张的步伐。为了不触犯清朝宗教与民族政策的底线，拉卜楞寺充分利用蒙藏社会的特点与自己在藏传佛教内部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拉卜楞寺通过拉拢部落头人、建立供施关系的方式，扩张教权，或增强宗教对部落的控制。清代，部落仍然是甘青藏区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由部落头人掌管部落权力，因而只要拉卜楞寺与部落头人之间建立了供施关系，也就将该部落的教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如甘加千户就以拉卜楞寺施主的身份将“我族百姓地方募化与拉布浪(楞)寺”(30)。一些部落头人还通过捐献土地与建筑材料，建筑寺院的方式，将教权奉献给拉卜楞寺作为分寺。如佐盖部落就是由拉卜楞寺建立属寺后，由拉卜楞寺取得教权的。故佐盖部落声称：“原先佐盖五部中只有两座寺院，一座叫刚察寺，一座叫旧寺。两座寺院均由拉卜楞寺的恰盖仓设立，因此拉卜楞寺得了不少好处。后来，又有了佐盖新寺和日多玛两寺。此时四个寺院的池哇(法台)均由拉卜楞寺派遣。”(31)
    其次，拉卜楞寺借助部落之间的冲突与联盟关系，扩张自己的宗教势力。甘青蒙藏地区因为受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限制，资源极为短缺，部落之间的冲突就成为部落关系的常态。因而部落间的地缘安全极为重要，导致部落之间有向地缘联盟发展的趋势。这就为拉卜楞寺利用部落间的冲突与联盟，扩张自己的宗教势力提供了机会。其中，利用黄河南蒙旗扩张宗教势力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清初，隆务河流域与大夏河流域土门关以上地区，均在黄河南蒙旗的掌控之中。当时，隆务寺与黄河南蒙旗也维持着友好关系。黄河南蒙旗不仅向隆务寺布施了僧人，还将一些附属部落布施给隆务寺，作为香火部落。1729年河州同知所管地域的划定及1762年循化厅正式设置后，隆务河流域中下游的同仁地区脱离了黄河南蒙旗的管辖。后因黑错寺与拉卜楞寺反目投靠隆务寺，及隆务寺所辖藏族部落在嘉庆朝以后出现了农牧分治，一部分部落游牧于黄河南蒙旗交界地带，双方互相抢掠，遂导致关系恶化。
    同治末年，迁移到黄河南蒙旗境内的合日部落、官秀部落屡受多哇部落的侵扰、掠夺。在多次求助于隆务昂未果的情况下，他们转向了黄河南蒙旗。黄河南蒙旗与多哇部落素有积怨，于是三家形成了针对多哇的部落联盟。(32)及至1883年，黄河南蒙旗与隆务寺矛盾激化，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33)黄河南蒙旗与拉卜楞寺之间由根本施主与福田关系而奠定的联盟关系更加亲密。而加入到黄河南蒙旗联盟中的合日部落、官秀部落等放弃了对隆务寺的信仰，将教权交给了拉卜楞寺。
    再次，拉卜楞寺通过将教民重新组合、安置的方式，扩大教权的地域空间。因为部落冲突或人口压力，部落内部的一部分人口脱离部落，成为流动人口。拉卜楞寺即将之召集起来，组建成新部落。非常典型的案例是玛曲作格尼玛部落。作格尼玛部落又分为六个依附性部落：(1)作格若旗，来自川西下麦，三世嘉木样时成为拉卜楞寺神民；(2)卡昭旗，来自青海河南蒙旗，为贡唐仓活佛世系神民；(3)参木郎旗，牧户主要来自乔科部落；(4)苏呼锐旗，主要由萨木察活佛世系从碌曲双岔部落迁来的牧户和嘉堪布仓的牧户组成；(5)知化卡哇旗，来自川西，与襄佐所属牧户合驻；(6)资呼郎旗，来自果洛等地，拉卜楞寺神民。这个部落的组成部分，来自不同地区，由于拉卜楞寺的宗教影响，才在地缘接近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该部落政教两权均归拉卜楞寺所有，由嘉木样从所属卫队中委派郭哇一名，三年一换，作为部落的最高统治者；每旗设大头人两名，由郭哇提名，拉卜楞寺任命，共同组成管理组织“格尔岗昂”。(34)
    最后，拉卜楞寺通过拉拢寺主活佛的方式，拓展自身的教权。甘青蒙藏地区社会组织形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型政教合一制，由寺主活佛掌握着部落的政教两权。如果这些寺院的寺主活佛入籍拉卜楞寺，也就由拉卜楞寺掌握了部落的教权。因而，这也成为拉卜楞寺努力的方向。前文提及拉卜楞寺支持卡加寺江洛活佛就是典型的案例。此外，拉卜楞寺还利用自身完备的教育体系，通过利用其他寺院的活佛前来受教育的机会而建立起师徒关系，来拓展教权。此种情形，在1906年《河州南乡绅约为请拉卜楞寺另放池哇上循化厅的禀》中，表现的极为充分。该禀文称：“情因绅等南乡茨窪河地方，原有各会寺宇一所，以为乡民祈福善地。寺中旧有佛僧达来仓一名……滋因该佛僧幼年曾入恩治拉布塄寺学习经典，毕业后，随听该寺大佛指挥。”(35)
    通过教权的不断扩张，拉卜楞寺在所辖教区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教权凌驾于部落权力的情势，在区域社会中政教合一的形态越来越完备。嘉木样活佛作为拉卜楞寺的寺主活佛，在教区内扮演着绝对魅力型权威的角色，在一般蒙藏人民心中拥有区域社会内凌驾于一切的权力。故有人评论道：“拉卜楞地方，佛教很昌盛。拉卜楞寺喇嘛，研究经典很有名望……因为释教宣化的结果，一般番民，只知寺院，不知政府；只知活佛，不知行政长官。所以拉卜楞寺院统属愈多，宗教势力愈大，而行政力量也愈觉低微了。……不管情节如何重大的案件，甚至是杀人案，只是凭着活佛吩咐，就可以立刻解决。这种情形，与其说是教权高于政权，毋宁说政教权合为一体而未曾分开。”(36)
    拉卜楞寺教权高涨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承认，拉卜楞寺在处理区域社会事务时，相对官方来说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官方在处理地方冲突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拉卜楞寺的依赖。如地方政府在处理多哇与河南蒙古的冲突时，原以为只要出动军队，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迫使多哇部落尽快投案。没有想到的是，多哇部落非但不投案，甚至还做好了逃往他处的准备。万般无奈下，官方只好求助于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从中调解。正如后来陕甘总督与西宁办事大臣在上奏朝廷时所言：“再查有循化属拉布浪(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素为蒙番所信服，当查办积案之时，该多哇番族虽慑于兵威，犹然心怀疑畏，志涉两端。经呼图克图切为开导，晓以德威，俾该番众顶经投诚，倾心向化，自此不敢再生事端，并具有承保甘结呈署存案，实属晓畅大义，志向可嘉。”(37)1899年，为解决咱由、双朋之间的冲突，西宁办事大臣还指示循化厅倚重嘉木样活佛：“查咱由、双朋互有嫌隙，恐酿巨患，唯该呼图克图香错素为番众尊崇，除谕令暂缓赴藏，俾资弹压，免起衅端外，仰即遵照此缴。”(38)
    拉卜楞寺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无力处置循化厅所辖藏区内部纠纷时，所能依靠的重要力量，而拉卜楞寺的活佛们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错位中找到了自己可以大展拳脚的空间，并在双方的博弈中占尽了优势。以至于在1863年出现了西宁办事大臣将玉树地区委托嘉木样活佛代为管理的一幕。是年西宁办事大臣谕令嘉木样活佛：“照得四川属之业亥隆番子滋事将各处黄教寺院经卷佛像全行焚毁，并将与大皇帝承当差徭玉树番人数被掠去，又将承交马贡银两亦被抢劫……即令加木样呼图克图把抢去玉树番人全行追回。本大臣奏明归尔呼图克图管理……并将玉树番族内扎武百户、迭达百户、格尔吉百户、拉哈受百户等大小百户百长暂行归交该呼图克图管理。”(39)
    尽管拉卜楞寺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给予了官方莫大的帮助。然而，也让地方官员大感颜面丧失。加之，地方上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多与拉卜楞寺扩张教权有关。如1889年，为了与沙沟寺争夺部落，拉卜楞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动员。循化厅同知称：“拉卜楞寺……久为循化心腹之患……蒙番各地大半据为己有。……此案初起全循震动，附城四五十里中库、崖慢、夕厂三处番撒六百余名，悉被拉卜楞寺调去他处，可知约计实不下万众。”(40)结果导致“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下旬，西南两番远近三四百里自杀焚烧，几有燎原不可扑灭之势”(41)。这使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对拉卜楞寺恨之入骨。再加上，在国家整体的宗教政策下，又没有拉卜楞寺广泛的社会资源网络和厚实的社会资本，地方官员在对拉卜楞寺无可奈何之余，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在此种情形下，拉卜楞寺与地方政府，尤其是与之关系密切的循化厅及相邻的洮州厅的关系，是相当糟糕的。
    关于拉卜楞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借用地方官员之口来表述，当可明白无疑。循化厅同知任期最长的为长赟，他在处理1889年拉卜楞寺与沙沟寺的冲突时，上报陕甘总督与西宁办事大臣说：
    此次沙沟擅杀背叛之红布，亦应属应得之罪。至拉卜楞寺，本一蒙古寺院，今则蒙古日渐凌弱，该寺日渐强盛。本一念经僧人，今则私设犯刑地牢，私抽百姓税厘，贿买各处番目，勒令率众归降，供其差徭役使，即一嫁女者，亦必令出税羊一只。今复听信江洛涅力哇、买吾红布主唆，胆敢私起洮循番兵二千余众，勒令沙沟、隆哇、旦光滩、卡家、火力臧数百里内各粮户归降，并籍百余年前旧案将黑错粮番屠戮焚烧，掳去多人，迹见其凶残、贪暴、勒降拓土之心，实与元昊、赫连勃勃等无异，不日必为国家巨患。(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