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初期的中共对外新闻宣传
    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对其新闻宣传多方限制。中共则走出国门，在海外大力营造宣传阵地。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宣传事业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前述的法国的《救国时报》1938年2月停刊，同年8月迁到美国纽约与《先锋报》合并后仍用《救国时报》名称出版，但到1939年10月由于办报人员回国参战而停刊。对外新闻宣传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在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次会议认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八路军第129师政委邓小平在指示部队的政治工作时曾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要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部队的战斗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党醒悟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
    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廖承志曾于1940年9月27日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并说：“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注：转引自李东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08页。）保卫大同盟（简称“保盟”）是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廖承志、潘汉年参与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廖承志还担任了执行委员，负责日常的实际工作。“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也成为中共的一个宣传阵地，其发表许多文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保盟”通过宣传和各项组织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医疗用品。
    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在海外的新闻宣传机构还有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其中国际新闻供应社稿件一部分由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另一部分是进步人士撰写的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中文稿件寄给海外华侨报刊和社团，外文稿件寄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国际新闻社则办有英文刊物《远东公报》和面向海外华侨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海内外共有150多家报纸采用该社稿件。
    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中共也因此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外宣的重要性。在国统区，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外国记者频繁交往，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窦登、杜尔亭、费希等。然而，为了防止这些记者为中共所联系与影响，发表于中共有利的消息，国民党政府除加强新闻检查外，还对那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外国记者进行监视，如斯诺1939年7月抵达重庆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密电军委会政治部，“认为他与八路军有密切联系，应进行监视，并随时通报其活动消息”（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7页。）。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还曾密查爱金生等记者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关系，结果白费心机。
    中国共产党还热情欢迎外国记者访问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采访尽力配合。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秋，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卡尔逊以及斯诺等都先后访问过延安。史沫特莱著有《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等，她为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为伤病员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做过不懈的努力。卡尔逊自抗战爆发后来到中国，以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他以一个军事观察员的身分到华北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讲述了他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后来在美国出版，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地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鉴于卡尔逊如此热情地宣传中共领导的军队及其战略战术，蒋介石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外国军事观察员去访问八路军了。继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著有《西行漫记》之后，他的夫人于次年接踵而至，著有《续西行漫记》，影响很大。1939年9月中旬，斯诺再度来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与他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注：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38页。）。不久，陕甘宁边区就被国民党军事封锁了。斯诺的这一次访问，成为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访问。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便主要依靠自己在海外新建的阵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