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共的对外新闻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海外的报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又相继返回大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入一些对外宣传机构中。如设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总处和桂林分处就曾有一批中共党员任职。桂林分处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1942年初，刘尊棋从新加坡回国，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在他的安排下，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参加了该处的工作，其中有金仲华、刘思慕、于友、孙承佩等。美新处的中文部、译报部实际上就掌握在中共手里。中文部最初以翻译来自美国的通讯、特写、评论为主，对全国各地发出专稿，不久又通过美国记者把中国的战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向外宣传。译报部主任为金仲华，其主要工作是每天从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上摘译一些新闻、言论，供美国决策机关、报纸编辑人员参考。国民党对国内报纸可以横加干涉，实行新闻封锁，但对美新处却束手无策。中共党员利用这一缺口，发国民党所禁发之消息，打破了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垄断。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社长萧三，成员有马海德、巴素华、阿里阿罕、毕道文、陈庶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曾报道：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与国际报道社昨开会，“决议与国际反法西斯的盟友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继续出版国际报道外文刊，以不定期方式往外发，文章内容力求精粹，不求份量，务使全世界都知道我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绩。”截至此时国际报道社已出版13份不定期外文刊物。
    1944年，随着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对外新闻宣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从1939年秋国民党当局在陕甘宁边区围筑封锁线至1944年，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能够获得国民政府的允许到边区参观采访。经过外国记者的努力争取，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初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延安，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3月9日，周恩来亲自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注：周恩来：《欢迎来延安参观--致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4月30日，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注：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国民党为了争取舆论上的主动，对外国记者延安之行一拖再拖，并加紧在国内外制造“揭露中共罪行”。就在蒋介石批准记者延安之行的前两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供驻外宣传人员使用的“中国共产党问题资料选集”第1期印就。紧接着，国宣外开始精心挑选记者团陪同人员，规定这种人员必须深知外国记者心理并能灵活运用，“深悉共党阴谋而能揭破之”，其主要任务是不使外国记者受中共宣传的诱惑，“尽量揭露共党措施之弱点”（注：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第88页。）。戴笠、徐恩曾紧急调动手下的特务在沿途布置机关，以欺骗、封锁、监视记者。据有资料记载，军统为362人，中统为413人，胡宗南总部也派出了400名特务人员。蒋介石还指拨了500万元的经费，其中的3/5用于这种“特别布置费”。（注：参见［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页。）。
    当得知国民党的这些阴谋手段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中共中央致电重庆请董必武把国民党的阴谋迅速透露给外国记者们，使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并安排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停止对《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记者团启程后，中共又派人设法以书信形式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欺骗手段。在记者团到达西安的第二天，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刚一走进迎宾馆，信差就递给他一个信封。这封信详细地列举了国民党当局的秘密布置，指出他们将如何欺骗、封锁与监视外国记者。福尔曼在他的《北行漫记》中说：“还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我就可以这样说：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从西安某些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的一切看来，我确乎相信这位先生是了解他所讲的一切的。”（注：［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第9页。）
    此时，周恩来早已将接待工作安排布置好了。他曾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向他们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目的，并详细讲述了接待记者团的方针、政策，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注：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3～74页。）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杨尚昆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到交际处。周恩来在交际处的全体干部大会上作了具体指示，指出，交际处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实际成绩宣传出去，还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与记者们交朋友，并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注：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4～75页。）并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但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斯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按照战时各国新闻通讯发布的惯例，中共决定并安排专人对记者新闻稿予以适当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