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记者团于1944年5月31日踏进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国民党散布的关于八路军的一切不实之词被记者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推翻了。抵达延安的第三天，爱泼斯坦在他的通讯中写道：“无可置疑的是，这些5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第22页。）边区的真情实况和那种蓬勃向上的氛围，就连对中共素有偏见的夏南汗神甫也深为感动了。后来，他还在《益世报》上撰文批评国民党御用记者的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在延安，中外记者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接受了采访。他们发出了大量有利于中共的报道。“看到中外记者终于来到延安，毛主席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3页。）。毛泽东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并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谈论了一些问题。如对普金科，毛泽东谈了中共的组织与发展，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对史坦因，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对福尔曼，他介绍了边区的土地政策，“三三制”等等，使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8月20日，外国记者们又赴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直到10月份才陆续返回重庆。其间，美国记者白修德、爱金生又获准先后来到了延安。美军观察组也于7月下旬到达延安。
    中共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看做对外宣传的一次重要良机，也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机会，明确表示：“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6页。）这些做法更增加了外国记者们对中共的好感。
    据国宣处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在延安拍发电讯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关于游击战的、统一战线的、日本工农学校的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曲线救国”等内容。文章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予以批评。虽然这些稿件大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删节或扣压，但毕竟使国民党企图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遭到失败。虽然蒋介石于9月23日恼怒地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外国记者去延安了，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广播部几乎与此同时宣告成立。无线电波越过重重阻碍把延安的声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时期不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创办报刊对外宣传，而且还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进行宣传报道，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为党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