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中期的中共对外宣传
    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外国记者不能进入边区采访，边区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地向世界传播。除了靠重庆、香港两地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与外国记者广交朋友，并在交往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介绍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外，中共此时对外的宣传阵地只有国际新闻社的香港分社和刚创办不久的保盟机关报《新闻通讯》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舆论工具对中共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同时，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对外宣传活动控制得日益严格，对同情中共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也严加控制、监视，并尽一切可能抵消他们的影响。美国记者贝尔登曾到第一战区采访，国民党当局深恐他私访延安，指示地方当局和特务机关注意并监视其行动。后来该记者又要求到苏皖一带游击区采访，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国际宣传处设法劝回。对于已经发表或将要发表的不利消息，国民党当局总是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弥补、反击或扣留。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造摇说“十八集团军没有进行抗战”，周恩来郑重声明予以驳斥。外国记者据此拍发电讯，国宣处提出要在电文前暗示周的声明“歪曲事实，蒙蔽国际视听”（注：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页。），以作为放行条件。1942年5月20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招待美英记者，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活动并揭露国民党军队围攻共产党游击队的事实。蒋介石获悉后责备董显光为什么对擅自接见外国记者没有限制，并饬令制订具体办法。董显光报告说：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所发电讯已全部被扣（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18页。）。1944年2月17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和《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等6名外国记者采访了董必武。董必武表示共产党人欢迎记者们去延安采访，并提醒他们如果真能成行要注意一下沿途的“碉堡”，那是国民党军队对延安进行封锁的铁证。董必武还说：只要中央政府领导抗日并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政府就支持它，共产党人绝不愿打内战（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7页。）。记者们分别拍发会见董必武及其谈话的电讯。国民党当局为此专门召开对付中共宣传的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撰写一篇《驳斥董必武谈话声明》，和董必武的谈话一同交给记者们拍发。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记者发表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声明之类的消息，必须同时加上国民政府的驳斥声明，大概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样就可以抵消中共宣传的影响。对于美国记者返美人员在美国的新闻宣传，凡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讲真话或倾向中共的，国民党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进行反驳，以挽回国际影响。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营建自己的对外宣传阵地。
    1939年秋，新加坡《南洋商报》（早年由陈嘉庚创办）董事经理傅无闷派人到国内物色总编辑人选。经周恩来、廖承志推荐，1940年12月1日中共党员胡愈之正式担任该报总编辑。该报在胡的主持下，言论进步，内容充实，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跃升为5万份，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之一。皖南事变后，刘尊棋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该报，任编辑部主任。中共党员沈兹九亦曾参加该报笔政。该报经常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消息，及时报道、评论国内外形势及侨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
    侨商胡文虎创办的《星岛日报》也从国内聘请人才。老板“以同乡关系找到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希望给予支援，选派有声望的报人主持编辑部，党表示承诺”（注：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页。）。金仲华接受中共的委托，与邵宗汉、羊枣（杨潮）组成领导班子进入该报工作。金仲华任总编辑，邵宗汉为副总编辑，羊枣任军事评论专栏作者。邵、羊为中共党员。1941年6月1日，金、邵、羊“因工作受到限制，无法照常工作”（注：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第33页。）脱离该报。该报工作人员中还有黄薇。据黄薇回忆：廖承志曾同她联系，“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菲律宾，从事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工作”（注：黄薇：《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1941年9月，黄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分开始在菲律宾工作。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阵地。
    1941年1月23日，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接到南方局通知，中统特务要对他下手，要他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月底，夏衍先行赴港。随后报社的廖沫沙等十几人分两批撤退到香港，一部分人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一部分人回乡隐蔽，还有几人到菲律宾参加侨报工作。
    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为了应付意外事变，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有计划地疏散人员。报社由200多人减到80多人。这些疏散人员，一部分转赴延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少部分人到海外，如该报采访主任陆诒就是在此时转赴新加坡参加侨报工作的。
    不久，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停止活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其总社迁移到香港，与香港分社合并。范长江先行抵达，负责筹办《华商报》。
    1941年2月，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分店先后被封闭。到20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其余五十几个分支店全部被封闭。该书店领导中心移至香港。22日，《全民抗战》杂志被封。邹韬奋决定秘密出走，并征求中共党组织的意见。中共支持他等到香港去办报办刊物，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2月25日，邹韬奋与胡绳同行，化装离渝。3月5日从桂林乘飞机到香港。
    在安排邹韬奋离渝后，周恩来又安排萨空了离渝到海外去从事宣传工作，据萨空了回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要他离渝，到海外从事宣传工作。1941年8月他到了香港，廖承志等找他谈话，希望他参加创办《光明报》，他便留了下来。（注：萨空了：《创办香港〈光明报〉的回忆》，《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第9页。）
    在这一时期去香港的还有柳亚子、沈雁冰、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叶以群、章泯、萧红、胡考、丁聪、叶浅予、特伟等。张光年、李凌等则到了缅甸仰光。这些人士所走的路线大多由中共南方局文化组研究决定，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
    《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根据南方局的决定离渝赴港，做这些疏散到香港的左翼文化人的工作，公开职业是《华商报》总主笔。
    上述许多文化界人士南下后，大多留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邹韬奋曾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注：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4月8日，《华商报》创刊。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9月18日，《光明报》创刊。此外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其中《华商报》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资助下，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的。该报在香港、内地及新加坡、槟榔屿、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
    这一次文化界人士南迁，直接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事业。中共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在南方局香港分局廖承志的领导下，夏衍、胡绳、张友渔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范长江、韩幽桐、张友渔做救国会的工作。将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宣传堡垒。一些转移到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当地的侨报工作，使这些报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
    此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还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并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也寄纸型到香港由该处翻印发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还办有油印外文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月刊，后转由新华社主办），具体负责人是吴文焘，用英、德、俄、法文撰写，从第5期起改为纯英文刊物，主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每斯印好后，由党的内部交通带到重庆，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一部分寄到香港由“保盟”对外转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这些刊物主要以香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华侨为宣传对象，使他们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倒流回大陆，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们产生了新的希望。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这些宣传据点虽尽皆丧失，但它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重建海外宣传阵地积累了可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