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人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然而，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484页。）
    恰在此时，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被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一是揭了盖子，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值得感谢；二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毛也持两点论：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都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样指出这一点，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注：中共中央的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稿也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9～67、283～285页；《忆毛主席》第2～10、16～31页。）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什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等矛盾，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也未谈及阶级矛盾。（注：《学习资料》（1949.10～1956），“文革”时期出版，编者、 出版者不明，第252～271页；红宣兵汇编：《东方红》，宝鸡1967年5月出版，第 82～102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5～490页。 官方正式文本中毛的相应论述，应是后来整理文稿时增补的。）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他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完成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高度警觉。（注：《毛主席与美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18日； 《毛主席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年9月22日；《学习资料》（1949.10～1956 ）， 第299、303页；《学习资料》（续一），第27页，《东方红》，第112 ～114、118页。）不幸的是，他后来由于各种很复杂的原因，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斯大林覆辙，原因之一就是对冷战中的国际事件的领悟与回应有失误。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们在1956年已经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的性质各有不同，处理方法也应不同。究竟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二、对苏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注：《学习资料》（1949.10～1956），第272～277页。 ）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4月2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随后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周恩来7月21日在上海的党的会议上指出， 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办法，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210页。）
    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毛泽东事前以充分的时间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及彭德怀的发言稿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所有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为例，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36～169 、187～188、192～194、199～200、211～212等页； 参见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文版），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8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36、146～147、159页《学习资料》（1949.10～1956），“文革”时期出版，编者、 出版者不明，第252～271页；红宣兵汇编：《东方红》，宝鸡1967年5 月出版，第82～102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5～490 页。官方正式文本中毛的相应论述，应是后来整理文稿时增补的。）政治报告还指出：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复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