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37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2～256 页；八大的党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
    这一时期，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共产主义阵营接连引起思想、政治和社会动荡，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性的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造成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作出反应，仅在1956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二十天内，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5～577页。）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驻华沙大使最初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骚乱。当地新华社记者谢文青的报告则认为波兰事件具有革命性质。毛泽东赞成谢文青的看法。（注：《李慎之先生采访记录》，1996年3月24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7月18 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克服缺点，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能控制局势，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注：《毛主席接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7页。 ）反对苏联武装干涉。
    而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由于执政党处置不当，矛盾激化，局势失控，后果严重。中共中央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匈牙利事件已变为“反革命复辟”的性质，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要求苏联武装干涉。（注：《毛主席同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记录》，1956年12月3日；《忆毛主席》，第14～15页。）
    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原因和经验教训。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即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页。）
    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去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75～578页；《中共年表》第278～279页。）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激烈抨击，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的集体讨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形成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注：《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6年11月30日；《忆毛主席》，第16～31页。）他在12月4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思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55页。）
    根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人民日报》编辑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然后论列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区别、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接着谈到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政治哲理，很快被运用到中国内部问题上。其中关于敌我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被逐步扩大，成为从民主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