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民主整风到反右运动
    中国在国际风潮的影响下，1956年下半年也频频发生群众闹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1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 请愿事件，也共有1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 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69～570页。）
    闹事的原因，据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5～306页、303页。 ）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注：《学习资料》（1949.10 ～1956），第304页。）
    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2月27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3月12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注：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先后修改14次。反右运动开始后，才于6月19日正式发表。同原稿相比，讲话发表时有很多增删，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的论述。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310～360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7～595页。3月12日的讲话也多次修改，直到1964年6月才发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4～395页。）
    整风之初，毛泽东强调允许互相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不怕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内部也出过坏人，也能产生官僚主义，所以对共产党的缺点也应揭发。“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他甚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官僚主义，“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61、376、403、455页；《学习资料（续一）》，第37页。）
    根据他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除布置党员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外，还邀请甚至组织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举行各种会议进行“鸣”“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批评意见。整风很快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了急剧变化，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 诱使“右派”们“放”。继而动员党内外力量大举反击，民主整风变成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
    发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给中国决策者造成的心理阴影。
    苏、波、匈事件的接连出现及其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波动，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至少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上）存在，而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不及时加以正确处理，就会发生全国规模的群众骚乱，所以有必要进行整风。另一方面，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前没有进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中国则进行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较彻底的镇反运动，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反革命基本肃清了，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中共有可能用民主整风的办法去处理党和群众的矛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10～311、324、330～331、350～351、361～362、374～376、386～387、390～393、403～40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中共年表》，第278～279页。）
    然而，言路放开后，针对中共领导和政治体制问题的意见之多，批评之尖锐，出乎整风发动者意料之外，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发生动摇，随之巨变，认为党内外的右派正在乘机“猖狂进攻”，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断言：“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479、548、497～498页。）“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479、548、497～498页。）从“防止”匈牙利事件到“主动引出”匈牙利事件，分割歼灭之，战略的转换就这样实现了。
    用扩大民主的方法解决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设想很好。但如果只是在人治的条件下实行民主，则难免忽纵忽控，予取予与。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才不至因言获罪，更不至因被扣上某种政治帽子而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公民的言行是否危害社会，是否应受惩处，要由司法机构而非任何政党组织和群众来裁定。这次民主整风，没有健全的法制保障，中途转向反右运动，后果严重而深远。
    后果之一，是“官僚主义”“特殊阶层”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反而积累下去，形成了一个循环模式：为解决矛盾、防止动乱而发扬民主，批评领导者的错误，又因民主批评越“轨”而惹怒当权者，以为匈牙利式的反共动乱迫在眉睫，于是掉转矛头反“右”，限制民主，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未能消除，而后又有新的发展，引起新的一轮循环。当这种循环递进到某一个新的层次，毛泽东断然改变运动重点，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后果之二，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大批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政策、作风和体制等问题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后果之三，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已经基本解决的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任务，“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4、347、394、469、545页。由于我们尚不能看到毛泽东的原稿和历次修改稿，只能推测毛泽东有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论述，是发动反右运动后才加进原文的，也可能是六十年代增补的。）
    后果之四，是在理论上修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开始逐步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7 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城乡仍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4、347、394、469、545页。 由于我们尚不能看到毛泽东的原稿和历次修改稿，只能推测毛泽东有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论述，是发动反右运动后才加进原文的，也可能是六十年代增补的。）在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有关论断，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走向把处理只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甚至是一切工作之“纲”的错误道路。这种受冷战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后果之五，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群众斗争方式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从此成为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包括党内）矛盾的一种武器。（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467页。）
    后果之六，是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也开始反右倾保守主义。毛泽东在一系列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等人1956年提出的“反冒进”的正确主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4～475页。 ）从而为1958年的“大跃进”开了道，并因经济建设问题引发了党内新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