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到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
    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要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实行“解放”政策，“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这些话曾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9页。）
    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发生一系列的原则分歧。1959年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高峰会谈。而在此前后，中苏两党关系继续恶化。波及到两国间的国家关系。1958年8月， 中国拒绝了苏方建立共同舰队和以近70%的投资建立电台的要求。 1959年6月，苏方片面撕毁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中印边界纠纷中，苏联偏袒印度。苏、美等国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指责，被毛泽东视为“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这时又加紧宣扬“和平取胜战略”。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美国政策的目标与手段、苏联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等问题。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让秘书找出杜勒斯近年来的三篇讲话，重新阅读，然后同秘书谈了对这些讲话的看法，由秘书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对每篇讲话各拟一个批注，连同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者。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进一步分析了杜勒斯所说的“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句话，指出：“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 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毛泽东评论说：“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毛泽东总的看法是：“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注：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 《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第44～46页。）
    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就这样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从1960年起，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共报刊开始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党内，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中国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人。（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4页，参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中国党内也有些人“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国防大学1986年版，第5、9页。）
    到了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他进一步作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还提出把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中国的修正主义。（注：《学习资料》（1962～1967），第45页。）全会公报指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注：《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在1963年至1964年的中苏公开论战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冷战压力与“和平演变”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篡权的外部原因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中共连续发表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中分析了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指出南斯拉夫就是经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苏联正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注：《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
    在1964年7月发表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中， 中共全面总结了苏联的教训，认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这篇文章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地归纳为15个要点，其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要素。文章最后强调，毛泽东指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列举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员加以对照，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问题”的警惕。
    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把战火烧向越南北方。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1964年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刘少奇谈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变修的教训，提议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他郑重号召：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8页。）
    此后，毛泽东等人对全国各级领导权“和平演变”的程度，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越看越严重。他1964年12月在一个批示中又提出中国有“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接着，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 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已经基本形成。一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共决策层对国际冷战事件和形势的反应，基本一致，越来越趋于“反帝反修”的战略取向。在国内重大问题上，决策层60年代的分歧较50年代为多，但实际上并未达到毛泽东估量的那般严重程度。“文革”的发生，是毛泽东对社会矛盾性质和程度的错误估计所致。其中对冷战事件与形势的错误领悟与回应，造成对国内党内矛盾的错误估量与处理，值得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