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我国经历的三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中，中英关系也几经转折。本文拟从我国对外关系的角度，集中探讨中英关系转化的原因及影响。
    一英国对辛亥革命的粗暴干涉和决定性影响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方面和方式的增多、程度的加剧，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遽然兴起，中国开始步入谋求成为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并且力争改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不平等地位的历史阶段。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根本愿望就是要最终废除列强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挣脱外来控制的枷锁，实现民族独立与自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但是“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一部分。）。
    辛亥革命前，英国在华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十分可观。英国向以商贸立国，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华商贸利益较其他列强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以1870年中英直接贸易额合计为100的话，1910年则骤升至168.5，而且我国被置于严重的入超国地位，1913年中英贸易仍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左右（注：C·F·雷麦《外国在华投资》（C.F.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纽约1968年版，第354-355页。）。 中英贸易在各通商口岸间的贸易中占的比例也最高。直到辛亥革命前，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各项不平等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达69处之多，其中英国占28处，居首位，其次是日本占25处（注：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6-21页。）。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表明， 英国在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与通商口岸间贸易中所占的总值，均高于日、德、法、美诸国所占的总值。（注：《1911年中国海关部署贸易收益与贸易报告》（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 Returnsof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11），上海1912年，第42页。）。 鉴于英国在华主要利益是商业和经济方面，因此英国当局最关切的必然是在华权益。
    我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方面，英国也始终占有绝对优势。英商太古、怡和两公司排挤我轮船招商局，长期把持我沿海及内河航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控制着我国对外、对内航运的41%（注：C·F·雷麦《外国在华投资》（C.F.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纽约1968年版，第354-356页。）。 长江流域是英国攘夺的“势力范围”，当然英国更看重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筑路权、筑路借款权，以及掠夺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等。1898至1914年间，英国在华争得的铁路筑路权为列强之冠，当时我国有限的已筑和待筑的铁路中有2 万余公里与英国有关，受英国控制的已建成的铁路达8千公里以上。在此期间， 英国对华铁路投资合计1800万英镑以上，我方仅损失回扣即不下140 万英镑，年付息达900万元（民国初年折合90万英镑），迄1922 年已累计欠英方各项款额1600余万英镑，与其对华铁路投资总额已相差无几了（注：束世徵《中英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37-139页。）。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 在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过程中，英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借巨款，清政府为将路权从商民手中收回出卖给借款诸国，颁发了“干路国有”上谕，遂激起四川商民的保路运动并涉及全国各地，酿成武昌起义的诱因。
    清末民初，英国外交代表对中国政府具有特殊的影响力，是英国在华享有可观的政治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任期最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早与袁世凯私交甚笃，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被举为北京公使团领袖公使，可见他在崩溃的清王朝及北京公使团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了。总之，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华拥有巨大的、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因此，英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必然是继续保持和扩大这些既得的权益。
    英国利用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从外交、军事、财经等方面干涉辛亥革命，扶植政治野心家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英国对武昌起义爆发是有准备的，而且也准备采取相应的外交和军事对策。尽管当时武昌爆发的反清革命并无排外性质，甚至革命军政府做出了“不反帝”的对外承诺（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153 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然而英国当局仍增兵京津做好了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同时，调遣英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巡弋，并获得清政府保证其镇压革命的军事行动不会危及该地区租界及各国利益。为阻遏革命烈焰由长江中下游向各地蔓延，英国当局还精心策划由其控制的沪宁、津浦（南段，北段归德国控制）等铁路的“中立化”，一度派军占领上海北站，阻挠革命军光复南京，起了阻碍革命军北上推翻清政府的作用。1911年10月17日，英、日等国驻汉口领事发布“严守中立”布告（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 152 -153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因为， 列强如果采取直接武装干涉，介入革命军政府或清政府任何一方，都可能立即引起另一方排外，当然首先是反英。英国对武昌起义的政策是排除动用武力，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保护其在华利益。11 月14 日，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Edward Grey）在致朱尔典电中表明的外交立场最能表现其“中立”政 策的动机和目的了。他在谈及指望得到英国的“友谊与支持”的中国政府应是“不受外力的干涉而执行其政务”的政府后，强调“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来保持贸易上的门户开放。至于由何人组成政府，对我们并无关紧要”（注：《英国外交部档案》，F. O.302／10032， 格雷致朱尔典，1911年11月14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惶悚万状的清政府不得不请权倾一时又备受满人官僚忌视的袁世凯再度“出山”，藉其资望影响以国内争取外援。11月中旬袁世凯晋京组阁，格雷立即电示朱尔典，提出这是一个“能与各国公正交往”，“维持内部秩序”，“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注：《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153页；第227页；第2册第58页。）。其实， 颇获列强青睐的袁世凯政府何止得到英国的外交支持，还有财政和军事的支持。经朱尔典等人在清政府与革命军政府之间斡旋，南北双方于12月18日开始停战议和，议和地点设在上海英租界，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证人是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 Goffe）。朱尔典指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傅磊斯（E.H.Frazer）在议和期间与清政府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保持接触，尽力促成双方达成协议（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页。 ）。朱尔典则在北京帮同袁世凯策划密商，凡议和之事一一与闻，俨然是袁世凯的最高顾问和决策人，对辛亥革命进行公开的干涉。议和期间，袁世凯施展政治阴谋，翻云覆雨极尽欺诈之能事。他一方面藉清政府要挟革命派就范，另一方面又藉革命势力恫吓清政府，以期篡位夺权取而代之。在内外势力勾结的胁迫下，革命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只能让步，最后接受了君主立宪的国体。
    当时，鉴于国库如洗、需款孔亟，清政府仅半月内即向朱尔典和四国银行团提出4次借款要求，却未获明确答复。 在长江流域拥有庞大利益的英国担心革命烈火的蔓延不仅会影响其在华商贸利益，而且一旦列强发兵干涉甚至酿为对华武装争夺，受损最大的必将是英国。因此，英国当局认为这时向任何一方提供借款都不符合其既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金融中立”是外交上“严守中立”的衍生物，相辅相成互为因应。如果说，“严守中立”实际上是呼唤和支持袁世凯复出的话；那么，“金融中立”简直就是明示清政府再请“强有力”的袁世凯组建足堪维护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负责政府”了（注：《美国对外关系·中国部分1912年》（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China 1912），华盛顿1956年版，第103页；第843页。）。12月初，摄政王载沣被迫下台，朱尔典立即要求汇丰银行向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提供300 万两借款。但是，由于革命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光复后的上海也毕竟是在革命势力的控制之下，上海汇丰银行和傅磊斯总领事才未敢贸然行事，英国只好暂时继续维持着“金融中立”的虚势。直到1912年2月， 清帝逊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虚伪地赞成共和而被举为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终被其窃夺。于是，袁政府很快便获得四国银行团5 次临时性垫款的第一批垫款200万两，1913年4月袁政府又获得五国银行团（日、俄加入，美国退出）巨额的“善后大借款”。这样，“金融中立”的虚势已经毫无意义了。
    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在财政上通过国际银行团的巨额借款扶植袁世凯，政治上通过强权外交为袁世凯窃国篡权扫清道路，胁迫清帝退位，胁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南北议和”正是这种妥协的产物。英国在辛亥革命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