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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英关系的转变及其历史启示(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 萨本仁 参加讨论

三谱写建设性的中英关系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性质和特点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互相抵制和排斥。中国与国际社会间这种互斥局面的出现,自然是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过程的产物。60年代中后期,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苏联摆出争夺全球霸权的态势,发动对华战争的危机四伏。中国与深陷越南战争泥淖的美国为对付苏联的威胁而趋于不再将对方视为心腹之患,从而为中国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准备了基本条件。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尊重现实讲求实效的,并不总是以革命的行为模式对待国际社会。在对实际事务进行抉择和处理时,具体利益和现实需要也往往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出发点。例如,1972年2月, 中美《上海公报》是规范此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文件之一。同年3月和9月,中国又相继与英、日正式建交,实现了与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在外交上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大动力是国内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说过:“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与让娜·索维的谈话》,《人民日报》1987年3月20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外交方面的最主要表现是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将斗争视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如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性成就博得了全世界的喝彩。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是中英双方共同谱写两国建设性关系新篇章的前奏,为此后双方建立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锁钥。然而,西方国家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喜欢以他们特有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功。例如,9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出版的麦古恩《背信弃义的英格兰:1997年放弃香港》(William Mc Gum,PerfidiousAlbion:The Abandonment of Hong Kong 1997),马克·罗伯蒂《香港的陷落:中国的胜利与英国的背叛》(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Kong,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注:参阅余绳武、 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3页。)等。他们将中英《联合声明》与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诬为“1984年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将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及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在中英谈判的关键时刻毅然作出明智的抉择,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由疑虑转为理解甚至欣然接受,从而推动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诬为“背信弃义”。他们将中国政府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和平谈判成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诬为香港的“陷落”。
    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既坚持主权与治权不容分离又采纳了英方的合理建议,充分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促成香港问题顺利解决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保证。撒切尔夫人在签署《联合声明》后承认,“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注:《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0日。)。应该说,作为谈判对手,这位首相的评论是公正客观、恰如其分的。在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领导人本着务实的精神,都表现出充分的诚意。英方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与中方合作的基础上,寻求香港问题的园满解决,才是维护英国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表明,只要双方本着相互信任和谅解的精神,和平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最正常、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也是中英双方内部和外部条件逐渐具备和不懈努力的结果。邓小平说过,香港问题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的确,中国国力的日趋强盛和国际信誉昭然于世,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条件,而“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决策的正确为此提供了重要保证。战后英国执政达11年之久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堪称是战后英国最有作为的首相之一。她的政治外交手腕强硬闻名于世,并善于审时度势,行事果断,内政外交政绩卓然。撒切尔夫人懂得必须“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为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找到了较合适的位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历史形象。正是由于撒切尔夫人对世界形势和英中两国的清醒认识,才会在解决香港问题时做出明智的抉择。虽然英国和西方某些人对实现英中关系正常化又多次访华的前英国首相希恩(Sir Edward Heath)和撒切尔夫人总是颇有微词,指斥他们为“叩头派”,但是他们的外交成就毕竟赢得了绝大多数英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赞许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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