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曾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大成就，也是近代中国人做的第一个强国之梦。但曾几何时，这支经过数十年努力、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建成的亚洲一流舰队，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不堪一击，未战几个回合便全军覆灭了。百余年来，后人已无数遍地反思过北洋海军留下的遗憾和耻辱，并将一切致败原因都进行了细致的清理。惟独对北洋海军的各级指挥将领，人们多以同情之心讳言其咎，尽力去开掘他们的经历中那些值得称道的事迹和言论，并将其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当我们为此聊以自慰时，他们的形象却并未因此变得清晰起来，而且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即无法对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没后竟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的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北洋海军的失败并不全是客观原因所致；其内部败因也很难归咎于提督丁汝昌一人。丁以外行身份统领海军，指挥失误毫不奇怪，且属特例。本文主要考察受过正规培训的北洋海军战舰管带（舰长）这一军官群体，试图通过重建其成长过程再现他们的本来面貌，并以此诠释他们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
    （一）
    北洋海军的战舰管带几乎均为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前几届毕业生，有些人还于毕业后作为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过。虽学历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海军生涯可以说都是从福建船政学堂开始起步的，而在校学习阶段又正是其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
    福建船政学堂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早成果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所培养近代化造船人才和新型海军军官的学校，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许正是这一开先河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亦同样十分明显。从海军教育的角度加以考察，其本身不论是海军特色还是一般的军事特色都极为淡薄。严格说来，船政后学堂还不是正规的海军军官学校。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创建近代化海军，该学堂无从纳入海军编制，所以学生不着统一制服，更谈不上军事化管理。不仅如此，学堂的主办者及管理人员几乎都不懂海军，根本不知如何实施海军教育。学堂虽然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师，但中方人员对近代海军的无知，又决定了所聘洋员的海军教育训练水平极为有限。反映办学水平和教育取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学堂教学内容及学科的设置。据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记载，他于1867年考入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在堂学习4 年，所开课程有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5科， 其中英文和算法是贯穿堂课始终的课程。（注：方伯谦：《益堂年谱》（手稿），同治六年至十年条。按：方伯谦，字益堂。）鉴于学生入学前多未接触过自然科学知识，又因驾驶班聘用外籍教师以英文授课，学堂重视基础课和外语课教学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船政后学堂培养的毕竟是海军军官，在其课程设置中仅“枪炮操法”一科与军事有关，甚至连起码的强身健体的体育课也未开设，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养成军人素质。
    船政后学堂招收的学生一般在12-17岁之间，虽非广泛的择优选拔，但可塑性较强。学堂主办者也注意到学生的这一特点，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不是有针对性地强化军事教育训练，而是要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惟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因此在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注：《沈文肃公政书》卷4，光绪庚辰版，页6-7。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学堂培养的只能是掌握了一定“外国之技巧”的士子。而中国传统士子之“性情”，经过长期的积淀，早已形成共有的特质，即重文轻武，喜静不喜动，善思考而恶劳作。这些特质存在于传统士子身上也许会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评价，但对军人来说则肯定是致命的弱点。因此，船政后学堂的学生虽已被定位为未来的海军军官，但他们却不想也无从体认其准军人角色。
    1874年秋，英国海军军官寿尔（Henry N. Shore）曾到福建船政学堂访问。在船政后学堂的算学课上，学生们用毛笔缮写作业及其作业本之整洁，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外籍教师嘉乐尔（James Carroll）那里，他听到的也是对学生的称赞，“说他们勤勉与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但寿尔在仔细观察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呆着要比在海上作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注：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5-386页。 ）其实学堂里的外籍教师也承认，“让清国学生作体育比进行学术教育还远远为难”（注：《斐利曼特尔海军中将评日清海战》，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3页。）。寿尔参观船政学堂时，第一届学生虽已毕业，但因“抚育的方式”相同，他们在校时的情景也不会例外。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寿尔语近尖刻的评论，难免会被疑为偏见。但战争的规则只承认优胜劣败，因此任何国家或民族，评价军人优劣的客观标准必然有其相同的素质要求。船政后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书本知识学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与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要求相去甚远。
    学堂主办者则认为，学生的文强武弱是在校学习期间的正常现象，而由学生到军人的角色转换似乎也很简单，完全可以在下一步的上舰实习阶段完成。沈葆桢早就说过：“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之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之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注：《沈文肃公政书》卷4，页46。）因此， 第一届驾驶班学生于1871年夏堂课结业后，即被派上练习舰进行为期两年的实习。实习科目虽然也有操演枪炮，但主要是在外籍教习的指导下练习驾船航海，以验证所学的书本知识。而寿尔在练习舰上的发现又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里所看到的一切；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注：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第390页。）实习结束后，他们确实已达到了当初确定的近海航行的培养目标，有些人还能胜任远洋航行，于是不论是外籍教习还是中国官员都认为这些毕业生已是合格的舰长和大副了。但是若仅仅以能否驾船航海为标准，海军军官与普通轮船船长又有什么区别？
    船政后学堂的前几届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先后被直接分配到兵船上任职，少数优秀者则被派往英国继续深造。1877年春，船政后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的12人作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启程赴英，先后进入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理论，并到英舰队的各种军舰上实习，留学期限为3年。英国是当时的海军强国，其海军教育方式、 内容及环境均属世界一流，为海军学生留学深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就中国海军留学生而言，他们出国时已是20多岁的青年，长期养成的传统士子性情已基本定型，即使是置身于西方国家，在短短的两三年留学时间里也很难有明显的改变。从现存的史料看，他们在留学期间仍习惯于重视海军专业技术的学习与实践，对海军军事理论却几乎没有涉猎。至于其军人素质，亦未能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加强。最典型的例子是留学生严复在留学第二年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讲述的一件事，他说：“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注：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50页。 ）严复不仅注意到中国人与英国人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进而还得出了“西洋筋骨皆强”是“自少已习成故”的结论，其认识已比较深入。如果严复听到过英人寿尔几年前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此时肯定也已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即中国学生的“虚弱孱小”同样是由“抚育的方式造成的”。不过，留学生们在承认差别的同时，又因“已习成故”而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放弃了改善自身素质的努力。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而做官一般是无须劳力的，这又使他们在思想上难以认同西方的军事教育训练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留学英国除了海军军事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在极其薄弱的军事素质方面实无多大长进。
    作为军人，身体强健永远都是先决条件，否则就根本无法应付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紧张激烈的战争。而且，身体如果不堪重负，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人应有的理想、信念、敬业、尚武、献身等精神素质也必然要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船政后学堂毕业生和海军留学生的素质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既无军人的体魄和精神，又缺乏军官的军事思想素养，只不过是掌握了一定的近代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受过正规培训的新型海军军官，他们尚未达到其所要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这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