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洋海军的管带们军事素质不高，也决定了他们对战争必然持消极的态度，甚至没有勇气去面对战争。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E.Fremantle）海军中将驻华期间曾就海战问题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作过交谈，一位管带用流利的英语对他说：“海战是最愚蠢的战争。”这位海军将军听后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诚然，战争是愚蠢的，但这决不应该从一海军军官口中说出。平时以国家柱石自任，国难当头愿以身殉国者，这才是作为军人应尽的天职。”（注：《斐利曼特尔海军中将评日清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 第291页。）也许那位北洋海军军官的话不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管带的态度，但如果联系到战前北洋海军训练和纪律尽弛的事实，却足以证明他们确实没有为随时投入反侵略战争作过积极的准备。也正是在这样的被动状态下，他们迎来了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战争中，北洋海军的管带们尽管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各种爱国反应，但他们身上的素质缺陷也暴露无遗。
    虽然中日两国于8月1日即已正式宣战，而且在此之前的7月25 日还发生过日本舰队偷袭中国军舰及运兵船的丰岛海战，但对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严峻考验实际上到9月17日的黄海海战才真正开始。是日上午 11时许，北洋舰队在完成护送陆军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的任务后正准备返航，突然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提督丁汝昌当即传令停泊于大东沟口外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10艘主力战舰，以前后交错配置的双纵队起锚迎敌。接敌途中，丁汝昌见12艘日舰以单纵队扑来，遂又下令改阵式为双横队。（注：关于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本文为简明起见，未使用专业名称。）但出乎意外的是，舰队接敌时形成的并不是双横队，而是一个散漫的类似“人”字的阵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严重后果，除了后续各舰向两翼展开费时较多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各舰管带“勇怯不同”，“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注：《沈寿堃呈文》，《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3页。 ）二是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提前发动攻击，致使整个编队失去了作最后整理的时间，已来不及补救。
    中午12时50分，北洋舰队以零乱的阵形接敌至5300米时，“定远”舰305毫米口径右主炮在刘步蟾的指挥下发出了海战的第一炮。随后， 距离更远的其他各舰也相继发炮。但日舰却迟迟没有还击，直到逼近至3500米，才在有利阵位上开始发炮。那么，刘步蟾为什么在比日舰发炮距离远近2000米时就下令攻击？史学界普遍认为，“定远”舰的第一炮是向全队发出的进攻信号，目的是为了先发制人，力争战场主动。（注：这一观点自1978年史学界重新评价刘步蟾时开始出现，后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主流结论，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关论著。）此论看来颇有道理，似已成定评，其实深究起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说，海战场上只有最高指挥官才有权发出舰队开战指令，旗舰管带无此权限。刘步蟾既没有接到丁汝昌的命令，又未向其请示，便擅自下令开炮，这在战场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行为。况且，先发制人也是有条件的，只有能够达到“制人”目的时，“先发”才有意义。当时的海军界权威人士、美国著名海军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评论这场海战时， 依据的是中日海军交战距离为3000米这样一个并不准确的数字，但即使是这个被传闻大大缩短了的距离，他仍表示：“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注：马汉：《评鸭绿江口外的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第320页。）事实也正是如此，北洋舰队发动的第一波炮击，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6 章“黄海战纪”，东京水交社1905年版。中方史料亦有相同记载，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67 页；《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6页。）刘步蟾是被时人誉为“明海战术”的将领，何以会在与日本海军决战的关头犯下违背战场纪律和战术原则之大错？对此，亲历此次海战的“广甲”舰大管轮卢毓英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初经战阵心慌意乱耳”（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26页。）。
    “定远”舰发射的第一炮没有击中日舰，其强大的后坐力反将己舰的舰桥震坍，正在舰桥上观察日舰的丁汝昌毫无思想准备，跌落甲板负伤。数分钟后，“定远”舰的信号装置又被日炮摧毁。由于丁汝昌事先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因此北洋舰队从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丁的这一重大失误，固然说明了他这个外行海军提督的无知，但作为“内行”的各舰管带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比丁高明多少。且不说战前他们没有就此提醒过丁汝昌，即在旗舰指挥信号中断后，由其他军舰主动接替指挥亦属基本常识。然而，在近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然没有一个管带挺身而出。 直到海战接近尾声时，“靖远”舰管带叶祖珪才在帮带大副刘冠雄的提示下代升督旗收队，对指挥作战已毫无意义了。海战后，李鸿章根据丁汝昌的报告，奏请朝廷奖恤有功和阵亡军官，其中提到丁汝昌受伤后“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故宫博物院民国21年铅印本，页22。李鸿章此折于10月5日上呈，在此前后的9月21日至10月中旬，丁汝昌获准离职疗伤， 由刘步蟾暂代提督。）。此话说得颇为模糊，也极易给人造成错觉。所谓“代为督战”，是督一舰还是督全队？如指督“定远”一舰，这是管带份内之事，谈不上代督；如指督全队，旗舰信号装置于开战不久即被摧毁，他又如何能指挥其他各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