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沈葆桢对由他主持培养的船政学堂前几届学生以及海军留学生颇为看重，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时，他曾致函特别提示：“轮船操演，非求管驾于学堂不为功，将来厚望在出洋局矣。”（注：沈葆桢：《复李中堂》，《沈文肃公牍》二，巡台六。福建省图书馆藏稿本。）其实无需沈提醒，李鸿章亦深知其中道理，而且这也是当时的唯一选择。他从为北洋购置第一批炮船开始，即陆续择优选调船政学堂前几届毕业生担任管带、大副等职。第一批学习驾驶的12名海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有9人被他网罗到北洋， 其中除严复留在刚建立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其余8人均被委以主力战舰管带要职。
    但是，学生官们上任不久，其素质缺陷便逐渐暴露出来，实际表现难如人意。1876至1877年，李鸿章从英国购买的4艘炮船先后到华， 随即选调4名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前来担任管驾。 但他很快发现：“四船管驾均非锐意向上之人，中国水师人才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注：李鸿章：《复吴春帆京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光绪乙巳四月金陵版，页23-24。）。后来，随着更多的船政学堂毕业生以及海军留学生进入北洋服役，李鸿章对他们的个性和弱点也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1881年初，他在与船政大臣黎兆棠的往来信函中多次讨论海军学生官的素质问题。李、黎二人对这些学生官总的评价是：“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注：李鸿章：《复黎召民廉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1。）经过实践检验，当年英人寿尔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如今又在中国官员的口中以另一种表述而得到证实。李鸿章明知学生官们文强武弱，不足以胜任战船管带，但因在带船学问方面无人能够取代他们，也只好“因材器使”而寄希望于将来。
    在李鸿章看来，学生官担任战船管带已是勉为其难，遑论海军将才之选。因此，他一方面选定虽不懂海军但久经战阵的原淮军将领丁汝昌为正在建设中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希望借丁的军旅资历和带兵经验驾驭整个舰队，当然也含有由他本人直接控制海军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聘用一批外籍雇员，分别担任舰队高级顾问和舰艇教习、战术技术军官等职，以帮助北洋海军进行正规训练。因丁汝昌是外行，所聘舰队高级顾问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先后共聘用过3 位外籍高级顾问，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表现最出色的是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 Lang）。
    1882年11月，李鸿章正式延聘琅威理为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在丁汝昌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舰队的管理与训练。琅威理是职业海军军官，来华前为英国海军现役舰长，既精通海军业务，又有管理、训练舰队的丰富经验。但他能否在北洋海军立足并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取决于其个人因素外，管带各舰的学生官们的合作态度亦至关重要。琅威理刚一上任，便发现由海军留学生和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管带的巡洋舰，在管理上存在许多弊端，现有人员素质极差，整顿将非常费力。（注：《中国海关密档》第3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9页。）琅氏治军严格，训练有方，且能以身作则，很快为包括各舰管带在内的海军官佐所敬惮。他实施的正规化管理与训练，不久即初见成效。据他自己回忆，“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注：《英琅威理军门语录》，上海广学会译著：《中东战纪本末》卷7，光绪丁酉新春图书集成局版，页29。 ）但就在北洋海军的纪律、训练都大有起色之际，因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琅威理以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丁汝昌当时对琅氏去职颇感惋惜，谓“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而且“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可验诸口碑”。（注：丁汝昌：《致袁观察书》，《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其实，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琅威理与各舰管带的良好关系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由于琅威理任北洋海军总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及敬业精神都是无可挑剔的，而刚入北洋海军服役不久的学生官们资历尚浅，自知技不如人，同时又有初任战船管带的职业热情，所以双方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维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外，北洋海军当时尚未经制化，各舰管带均非实缺，学生官们能否保住现职或继续升职，总查琅威理的意见显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对他有所顾忌。两年后，琅威理再次被聘为北洋海军总查，并在一段时间内仍与学生官管带们保持了相当和谐的关系。但随着各舰管带的地位最终趋于稳固，双方的关系便有了微妙的变化，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1888年10月2日，以《北洋海军章程》的颁布为标志， 北洋海军宣告正式成军。在清廷随后发布的任职谕令中，丁汝昌等各级军官均获升署舰队武职实缺。其中，“镇远”、“定远”号铁甲舰管带林泰曾、刘步蟾分别升署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北洋海军左、右翼总兵，“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号巡洋舰管带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升署副将，“超勇”、“扬威”号巡洋舰管带黄建勋、林履中升署参将，“威远”、“康济”号练习舰管带林颖启、萨镇冰升署游击。此项任命意味着各舰管带已正式成为朝廷命官。一年后，便发生了导致琅威理负气辞职的“撤旗事件”。1890年春，北洋舰队例巡南洋时寄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即撤下提督旗换升其总兵旗。这等于是向琅威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在舰队中没有副提督的地位。当琅威理提出质问时，刘步蟾答以海军惯例如此。（注：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23页。）不错，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确实没有副提督的编制，但同样亦无外籍总查的编制。如果完全按章程规定办，琅威理的总查职务似乎也可以不予承认。刘的换旗理由显然经不住推敲。实际情况是，清廷确曾赏给过琅威理提督衔，李鸿章在发给他的文电中也一向称其为提督。如今舰队的一个一直受他领导的总兵官突然以换旗的方式宣布他不是副提督，李鸿章又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氏感到这是对他的羞辱，遂拂袖而去。此后至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再未聘请高级顾问。
    这次“撤旗事件”，表面上是刘步蟾与琅威理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多数管带的一种情绪。北洋海军虽是一支近代化的舰队，但因植根于封建土壤之中，必然要受到封建毒素的侵蚀。当年的学生官们在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旧的官僚体制，于是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即消磨殆尽，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开始随波逐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和平时期，工作表现通常不是晋升的决定因素，敬业自然也就成了十分愚蠢可笑的行为。但琅威理却始终坚持按章办事，而且铁面无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到各舰管带的尊严和利益。尽管他们当时和后来始终承认，在琅威理任总查期间，北洋海军的纪律和训练都是历史最好水平，但对他的反感却依然与日俱增。尤其是当他们的地位稳固以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一位知情者事后指出，“众将怀安，进谗于李傅相（鸿章）而去之”，道出的正是琅威理辞职背后的真实隐情。（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第3页。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丁汝昌失去一位得力助手，遂“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步蟾主持”（注：《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页。）。他如此超脱， 既是因为不懂海军业务，也是出于无奈。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12艘大舰的管带，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和“平远”舰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闽系军官逐渐成为能够左右整个舰队的派系势力，且以人多势众排挤非闽系官兵，内部矛盾已呈公开化，皖人提督丁汝昌亦不过依违其间。他因“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由于这些管带们并没有学到琅威理的敬业精神及严格的治军方法，又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结果在他们的具体主持下，北洋舰队的管理、训练水平急剧下滑，与琅威理在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舰队训练，北洋海军的中下级军官于甲午战后呈文总结教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他们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例如“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操演船阵时，先期预定阵式，“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而且“一令即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用之已惯”。（注：北洋海军“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枪炮二副高承锡等战后呈文，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403、407页。 ）这种流于形式的训练已不是有无实战性的问题，而完全是在各舰管带集体故意下的虚应敷衍，弄虚作假。
    训练废弛只是海军走向腐败的一种表现，同样严重的问题还有纪律的日趋败坏，而带头违规违纪者还是各舰管带。《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注：《北洋海军章程·官制》（十四款本）第2册，北洋海军编印，页3。）此章程本是由许多管带参与起草制订的，但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各舰管带就已经在基地及其附近兴建私宅，可见规章制度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过是一纸具文。（注：据方伯谦《益堂年谱》记载，他于1881年调入北洋的当年即移眷至大沽，到1888年已在烟台、威海、刘公岛兴建3处私宅， 并有妻妾随侍。其他管带恐怕也不能免俗。）这不仅是海军军官携妻带妾建房陆居的利弊问题，关键是他们动摇了军纪的严肃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琅威理任总查期间，上岸陆居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遏制，“自琅去后，渐放渐松”，自左右总兵以下争相挈眷陆居。上行下效，军士亦去船以嬉，以致“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纪律一经破坏，便愈演愈烈，直至视为故常。每年冬季舰队例巡南洋，一至上海、香港，官兵便相率上岸淫赌。（注：《张哲溁呈文》，《盛档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99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63页。 ）时人注意到：“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北洋海军基地）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注：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22页。 ）各舰管带按官职大小每年薪俸银少则1000余两，多至近4000两，普遍超过同级绿营武官薪俸的3倍以上，但仍纷纷以权谋私。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各舰月有“行船公费银”数百两，用于购置“水线以上船舱内外应用各色洋漆、油斤、纸张、棉纱、砂布”等以保养船械，例由管带领银包办。但日久弊生，间有管带以职权之便侵吞此款，“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故其船身各件易坏，而后膛炮机亦至生锈”（注：《北洋海军章程·俸饷》（十四款本）第4册，页15； 郑观应：《盛世危言·水师》，《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0页。）。 足见其腐败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1891年夏，北洋海军的6艘主力战舰应邀第二次出访日本。 舰队在横滨停留期间，横滨海军基地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甲午战争时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曾仔细观察过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舰上中国海军官兵给他的印象是缺乏纪律性，而且他发现舰上大炮没有擦干净，上面还挂满了晾晒的衣物，遂生轻视之心。（注：〔美〕约翰·罗林森著、苏小东等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2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168页。 ）北洋舰队军官也同样对日本海军进行了观察，但关注的重点却仅限于武器装备。“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即向丁汝昌力陈：日本海军实力已超过中国，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注：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第231页。据池仲佑《海军实纪·刘军门子香事略》所记， 刘步蟾还曾当面向李鸿章力争添购新式战舰，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72页。 ）甲午战争前夕，“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又直接上书李鸿章，内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注：《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卷5，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页25。 ）他们注意到日本海军实力已迅速提高以及对中国构成威胁，并主张尽快更新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以与之抗衡，所见不无道理。但构成海军实力的因素不仅有武器装备，还包括操纵武器装备的人，而后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况且，当时中日海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实际差距并不像他们所强调的那样严重，“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主要亦不在此。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是官兵素质低下，但其管带们竟无一人注意到中日海军在这方面的明显差距，其自身素质由此亦概可想见。实际上，1891年至甲午战争前的3年， 正是北洋海军在各舰管带的直接作用下走向腐败变质的时期。有鉴于此，曾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于1893年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注：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2， 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本，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