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主动代理旗舰指挥的问题上，如果说各舰管带均负有责任的话，那么其中责任最大的无疑是另一艘大铁甲舰“镇远”号的管带林泰曾，因为按地位而论他是提督的第一代理人。据当时任帮办“镇远”管带的美国军官马吉芬（Philo N. McGiffin）战后回忆， “镇远”的信号索具在开战不久也被日炮摧毁，或许这就是该舰没有接替旗舰指挥的原因。但他同时又披露了另一个情况，说该舰一直由副管驾杨用霖在指挥作战，言外之意是管带林泰曾没有履行其职责。（注：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 第271、284页。）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将马氏赞誉中国海军官兵作战勇敢的言论视为信史而大量引用，惟对其扬杨（用霖）抑林（泰曾）之论多持怀疑态度。论者以林、马间的矛盾证明马有诬林之嫌，但对林未指挥“镇远”舰作战之说，则始终拿不出“证伪”的直接证据。相反，一位亲历海战的中国海军军官的自述，却进一步证实了马氏的说法。原来，“大东沟之役，林（泰曾）惊慌失措”，故饮浓酒至大醉而卧于指挥台下，“一切调度进退指挥，皆公（杨用霖）一人耳”。（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6、48页。）
    海战进行到下午2时30分左右时，北洋舰队已沉毁“超勇”、 “扬威”两舰，但停泊大东沟口内外的巡洋舰“平远”、“广丙”及诸鱼雷艇也赶来参战，大中型军舰仍有10艘。日方则有3 艘弱舰因伤被迫退出战场，仅余9舰继续作战。实力对比虽发生了有利于北洋舰队的变化， 但因缺乏统一指挥，被动防御的态势并未改变。尤其当3时30 分左右“致远”舰被击沉后，混乱局面更加恶化，“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平远”、“广丙”等舰先后撤离战场，或驶往近岸施救，或径回旅顺基地。（注：《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报告》（明治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250页。）此时海战场上仅有“定远”、 “镇远”两舰在坚持作战，奋力抗击日本舰队本队5舰的围攻。其他军舰在日第一游击队4艘快速巡洋舰的追击下，各求自保而溃散，甚至坐视已受重伤的“经远”舰被日舰追及击沉，竟无一舰施以援手。避至近岸的4艘军舰有幸得以施救， 并待日舰退走后方升旗与两艘铁甲舰会合，这场持续5 个小时的海战亦就此结束。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投入的作战兵力基本相当，但结果却大不一样。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4 艘（不包括逃逸途中触礁被毁的“广甲”号），其余各舰均不同程度受伤。而日本舰队却1舰未沉，仅有3舰受重伤。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北洋舰队是严重失利的一方；而在双方胜负的背后，实是中日海军官兵素质的优劣不同，其中尤以管带（舰长）群体在战术意识、指挥艺术及作战勇气等方面的差距最为明显。诚然，北洋舰队的大多数管带毕竟率领各舰与敌进行了搏战，这本身似乎就可成为肯定他们的依据。特别是力战捐躯的4名管带， 其中“经远”管带林永升中炮阵亡，“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致远”管带邓世昌均为战舰沉毁后蹈海自尽，表现出的也是与舰共存亡的气概。按照惯例，丁汝昌在海战报告中自然要将死难管带的壮烈讲足，同时还要为一部分幸存管带评功摆好，朝廷也便格外开恩予以从优议恤和奖赏。但在丁汝昌的内心，他最看重的只有邓世昌，亦最痛惜“殒我邓君万夫雄特之将”（注：丁汝昌：《复张楚宝昆仲》，《丁汝昌集》，第 218页。）。
    经黄海一战，北洋海军不仅实力严重折损，而且士气也更加一蹶不振。战后，丁汝昌因伤获准疗养，奉命暂代提督的刘步蟾及各舰管带已是责无旁贷，本应有所作为。然而，对于朝廷和李鸿章不断下达的尽快修复伤舰并择能战之舰早日出海的指令，他们始终未作积极回应。李鸿章以其对他们的了解，似乎有所预感，遂去电警告说：“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宕缓，误我大计，定行严参！”丁汝昌虽离职养伤，仍“当认真督催，勿为若辈把持摇惑”。（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但李的警告此时已不起作用。北洋海军刚刚经历过“寄身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的惨烈海战，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在旅顺基地休整期间，包括管带在内的各级军官“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日驰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魄，亦触目惊心”（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2页。）。他们对继续与日本海军作战已经丧失信心，醉生梦死的放纵，正是悲观、绝望的表现。鉴于士气如此低落，离职养伤的丁汝昌在写给朋僚的信中表示：“或搜或剿，非身亲督队，别无作气之术。”（注：丁汝昌：《复吴瑞生》，《丁汝昌集》，第217页。 ）可悲的是，当他仅治疗一个月即“力疾上船”后，非但无力使全军士气振作起来，反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动摇了自己的信心。因此，面对日军于10月24日发动的辽东半岛战役，北洋海军的表现极为消极，没有为保卫旅顺作出任何努力。
    旅顺陷落前夕的11月13日晚，北洋舰队匆匆撤往威海基地，不料次日凌晨进港时，“镇远”铁甲舰不慎触礁受重伤，管带林泰曾于16日服毒自杀。丁汝昌在事故报告中说，“因风大水溜，浮鼓稍有移动”，故致“镇远”擦伤。（注：《丁提督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第163页。）但问题是，在前行驶的“定远”舰能够顺利进港， 何以随后跟进的“镇远”舰会因浮标移动而触礁？清廷览奏，感到其中情节颇多疑窦，尤其是“林泰曾纵因船损内疚，何至遽尔轻生？”甚至认为，“难保该船无奸细勾通，用计损坏”，因此谕令“李鸿章严切查明，据实详晰复奏，不得一字疏漏”。（注：《清实录·德宗实录》（五），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51-552页，光绪二十年十月甲子条。）李鸿章本有掩饰之意，及见朝廷深疑，遂赶紧复奏说明：“林泰曾向来胆小，想因疏忽，内疚轻生，未必有奸细勾通，用计损坏。”（注：李鸿章：《复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三），第186页。 据亲历者卢毓英的回忆，亦谓林泰曾本忠厚胆小，故因船损而愧惧自杀，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36-37页。）“胆小”和“疏忽”，的确道出了“镇远”触礁及林泰曾自杀的真实原因。但对北洋舰队来说，事故原因已无关紧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实力已很薄弱和士气极为低落之际，最大的两艘铁甲舰竟自伤其一，从而更加不敢出海作战了。
    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提出港口防御方案，其决策依据正是当时舰队的实力和士气，而后者又是决定性因素。换言之，北洋舰队最终选择株守军港这一下策，是丁汝昌与部分洋员及诸管带集体研究决定的，当然也体现了大多数官兵的意志。当日军于1895年1月20 日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时，丁汝昌曾召诸管带会议，结果还是决定守卫港口，不去袭击日军运兵船。（注：《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59页。）此后， 北洋舰队为了避免与日本海军在海上交锋，曾倾全力协同威海南北帮炮台抵御日军的陆路进攻。至2月1日登陆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及海岸炮台，完成对军港的水陆合围，北洋舰队又将生存的希望寄于外省援军能及时赶到并由陆路解围。但因援军迟迟不到和日军水陆夹攻日急，港内海陆军官兵的情绪日趋不稳，管带中因绝望而无意再战者也日渐增多。2月5日至9日， 日军以鱼雷艇夜袭和利用夺取的岸上台炮炮击，先重伤铁甲舰“定远”，继又击沉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差船“宝筏”。当“来远”、“威远”于夜间遭袭时，管带邱宝仁、林颖启方登岸逐声妓未归。在此期间的7日上午，还发生了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在管带率领下的集体逃跑事件。10日，丁汝昌令将已搁浅的“定远”舰炸毁，以免资敌，管带刘步蟾于当晚服毒自尽。至此，丁汝昌已得不到管带们的支持，完全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先是刘公岛居民求放生路，“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交煽其间，兵勇水手和之”。丁汝昌虽明确表示拒绝投降，并勉慰固守待援，但在军中洋员和部分管带的纵容下，士兵散而复聚，仍喧噪不已。丁见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乃命诸将候令，同时沉舰。“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注：以上见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71 页。惟刘步蟾自杀时间，姚文记为2月8日，但亲历者的《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清末海军史料》，第338 页）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页）均作2月10日，故从是说。）11日，丁知陆援已无望， 几次派人要将“镇远”舰用鱼雷轰沉，但无人动手。次日凌晨，他见投降已成定局，决以一身报国，遂吞鸦片自尽。（注：据《东方兵事纪略》称：丁汝昌死后，“英员浩威作降草，仍托诸汝昌语，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炳署以海军提督印”。另据《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丁与洋员马格禄面商后，亲作降书，并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送往日舰，遂即仰药自尽；《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则称丁命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降书，并派程璧光送书，随后自杀。本文无意讨论这一问题，仅录此存疑。）当天，港内的海陆军官兵及残存的10艘军舰便向日军投降了。
    笔者无意贬低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也不否认他们都各有其长处，以及其中有个别相对的优秀者。本文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将北洋海军管带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察，试图以同样数量繁多的史料为依据补苴出他们的另一面，以使其形象更接近于真实和完整。毫无疑问，倘若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北洋海军的管带们与旧式水师军官相比已有质的进步。但海军是国防武装，其作战对象主要为敌国海军，因而海军军官素质的优劣也只有与同期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假想敌国作横向比较才有意义。就此而言，北洋海军管带的群体素质显然不高，远未达到近代海军舰长所要求的水平。甲午海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日海军的素质较量，而事实证明，北洋海军管带与日本海军舰长在素质上确实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北洋海军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