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京(1021-1094)，字当世，宜州龙水(即今广西宜州)人①。由于其生平事迹包括家世、降生、求学、科第、婚姻等诸多方面均颇具传奇色彩，从南宋时起即成为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宋元南戏剧目中有《冯京三元记》，其改编本留传至今。他在熙宁、元丰年间变法的关键时期，两次担任执政大臣②，累计长达10年之久，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位较为重要的人物。冯京在变法中的角色，虽然说法不同，但学界迄今未作较为具体的考察。本文试图略加探析，旨在深化对熙丰党争问题的认识。
    一 所谓“中正不倚”
    冯京在熙丰党争中的角色定位，大致有“中正不倚”与“旧党‘赤帜’”两种不同的说法。“中正不倚”之说出自当时人之口，虽然可供参考，但不免含有偏见，很难作为定论。至于偏见的成因，则在于力主此说者不外两种人。
    一种是当年的旧党人士，如范祖禹。他在元祐初年任右谏议大夫时，建议冯京再次出任枢密使，其主要理由是：冯京“初与王安石不合，后为吕惠卿所倾，其中正不倚之操，为先帝(指宋神宗)称挹”[1]10340。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宋神宗在冯京重病时，确实曾赐诏褒奖，称“渴想仪形，不忘梦寐”[2]2747。但“中正不倚”并非宋神宗所说，而是范祖禹的一己之见。第二，范祖禹身为旧党党魁司马光的门人、吕公著的女婿，一向认为“王安石之法为非”，主张“修复祖宗旧政”[2]4076，在新党执政的绍圣年间远贬岭南并死于贬所，崇宁年间又名列元祐党籍碑。范祖禹将冯京与新党“不合”、为新党“所倾”视为“中正不倚”，分明是其旧党立场的反映。
    另一种是冯京的亲朋故旧，如彭汝砺。他在绍圣年间所作《冯京墓志》称：冯京“自以天子为知己，屹然中立，不肯少自贬损”[3]。应当指出：第一，与范祖禹不同，彭汝砺在熙丰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态度相当超脱。第二，彭汝砺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一，冯京当时正担任知贡举。宋代“作碑谀墓”之风盛行，“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4]441，彭汝砺作为门生，称赞其座主冯京“屹然中立”，不免有夸大乃至吹捧之嫌。
    “旧党‘赤帜’”之说则出自当代学人之口。有学者认为：“御史中丞冯京为富弼之婿，他反对新法也颇起劲”；其升任参知政事后，更成为旧党“赤帜”[5]。笔者曾采此说：“富弼的女婿冯京反对新法”，是“旧党在朝廷内部的首领”[6]112。包括笔者在内的学人并未对此详加论证，以致此说至今仍待求证。
    如所周知，当时确有“赤帜”一说，且出自王安石之口。熙宁三年(1070)初，王安石反对宋神宗重用司马光，主要理由是：司马光“但在高位，即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司马)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1]10765。王安石所谓“赤帜”，分明是就司马光而言，与冯京并不相干。如果冯京果真是旧党“赤帜”，其党魁司马光势必大加赞赏。司马光也确实夸奖过不少人，如他在熙宁四年曾说：“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7]1254。值得注意的是，冯京此时正任执政大臣，但司马光恰恰没有称赞冯京。仅由此人们对冯京系旧党“赤帜”之说也难免产生怀疑。
    二 关于“旧党‘赤帜’”
    所谓“赤帜”者，领袖人物也，出众的才智和崇高的威望是其必备的条件。司马光作为旧党“赤帜”，其才智与威望在旧党人士中罕有其匹。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云：“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8]82史载：“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天下之望[9]17，“(天下)以公为真宰相”[8]252，“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1]10767；“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10]564。这类不无夸张之嫌的记载较多，不必一一列举。而冯京的才智和威望其实相当有限。学者之所以将他视为旧党“赤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冯京估计过高。其实，他是考场上的高手，政坛内的低能者。
    仅就考试而言，冯京确实能力非凡。他在鄂州(治今湖北武昌)获得解元后，皇祐元年(1049)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因其“所试皆第一”，于是“名声走天下”[1]351，人称“冯三元”，博得“三魁天下之儒”[1]76的雅誉。《宋史·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1]10352。此说有误。查《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可知，天圣二年(1024)的省元是吴感，宋庠当时名叫宋郊，仅为殿元即状元。当以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为是：“孙汉公(即孙何)，淳化三年(992)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1002)，王沂公(即王曾)青州(今属山东)、南省、廷试皆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审贤③(即杨寘)，皇祐元年冯当世(即冯京)，复皆第一。宋有国二百余年，为三元者止此四人耳”[13]271-272。足见，连中三元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④。
    但就政坛而论，冯京的才干很有限。宋神宗“锐意为治”、“事事留心”[14]3046-3047，对臣下了如指掌，他对冯京的总体评价不外乎“平”、“弱”两字。神宗曾说：“(冯)京如何，似平稳”；王安石附和道：“京似平稳”[15]392-395。在另一场合，神宗又说：“京弱”[2]5167-5168。神宗这两句话，很值得玩味。所谓“京似平稳”，尚属中性；“京弱”二字，则显然具有贬义。所谓“弱”者，平庸也，低能也。宋神宗的评论相当中肯，冯京实属“平”、“弱”大臣。下面两“无”，即是其证。
    其一，无突出政见。今人所编《全宋文》卷1362收录冯京文章仅11篇，不是例行公事之作，便是不疼不痒之文[16]711-718。人们或许会说，原因在于冯京《潜山集》已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及明人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居然未收录冯京一篇奏议。很清楚，从赵汝愚到黄淮、杨士奇都认为，冯京的奏议质量太差，充数而已，无收录价值。冯京在政坛内，是个多栽花、少种刺，遇到棘手问题绕道走的官僚。如治平三年四月，“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冯京身为翰林学士，理当撰写祝文，但他不愿卷入“濮议”之争--围绕应当如何尊崇宋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而展开的争斗，因此婉言拒绝撰写祝文，理由是：“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2]5048。可见，《宋史·冯京传》所说：“王安石为政，(冯)京论其更张失当，累数千百言”[1]10339，并不可信。难怪御史中丞杨绘将冯京与王珪相提并论，上疏请求宋神宗“指挥冯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职，无苟且焉”[2]5346-5347。如所周知，王珪绰号“三旨相公”，他只知“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1]10243。而冯京与王珪相似，或可称为“苟且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