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无明显政绩。在北宋中期，冯京与人称“阎罗包老”的包拯、外号“铁面御史”的赵抃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冯京的趣闻生活方面居多，而包拯、赵抃的美谈集中在政绩方面，有不少亲民、爱民的故事广为流传，“所至称善，民思不忘”[1]10332。可是《宋史》本传有关冯京政绩的记载相当笼统，无非是“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1]10340云云。恰恰表明，冯京为官一方政绩平平，在朝任职并无建树。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仅有一事略显才干，即平息茂州(治今四川茂汶县凤仪镇)少数民族事变。熙宁九年，冯京在知成都府任上，不滥杀，力争与其首领修好，于是“夷人出大豕，盟，愿世为汉藩”[15]394。处理政事，如果出了差错，冯京会沉痛检讨，以争取主动。如熙宁三年九月，大理寺上奏指责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西南)地方官吏玩忽职守，冯京立即上疏自劾：“臣昨为本路经略使，事无不总，而因循苟简，不能提振，以至上烦圣虑，望蚤降黜。”[16]713宋神宗“优诏释其罪”[2]5247。王安石曾说：“(冯)京在中丞，充位耳”[2]5167；邓绾也称：“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17]53。“充位耳”、“无补益”一类说法虽出自政敌之口，但从上述史实看，并非纯属向壁虚构。
    冯京恰恰由于“平”、“弱”，其宦海生涯虽非一帆风顺，但无大起大落，与同时代的高官如王安石、司马光乃至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等人明显不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得意时，皇上言听计从；失意时，则遭贬逐。元丰四年(1081)正月，年逾花甲的冯京被解除枢密使，纯属自愿，应视为荣退。史载：“(冯)京数以疾求解机务”，宋神宗终于批准其请求，并下制褒奖，其中有“始终眷遇，出入显荣”[10]490等语。总之，冯京政绩不突出，但政治地位突出；为官平庸，但仕途平坦。庸官少风险，能臣多坎坷，这在传统时代很常见，不足为奇。然而在人才济济的旧党，冯京这等平庸之辈则很难成为所谓“赤帜”。
    三 究竟与谁“为党与”
    学者将冯京视为旧党“赤帜”，其主要依据不外三句话。这些片言只语均有待考究。
    第一句是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其背景是：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各地久旱不雨。旱灾原本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说法不一。宋神宗就此事询问大臣，王安石否认“天旱更失人心”，冯京则禀报道：“臣亦闻之。”王安石立即指责冯京：“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1]10548考察史料的来源并进而辨别史事的真伪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熙丰史实因《神宗实录》数次反复编修，要加以辨析难度更大。应当指出的是，王安石此言仅见于《宋史》本传，为宋代各种史籍所不载。何况此言与王安石所说冯京“似平稳”、“充位耳”等语显然并不吻合。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究竟哪些士大夫“以(冯)京为归”？“不逞”的含义是不快意、不称心，王安石所说“士大夫不逞者”，应当是指不满新法的旧党人士。果真如此，称冯京为旧党“赤帜”，确实言之凿凿。
    第二句是张琥(后改名张璪)所说：“冯京为党与。”其起因是：熙宁七年四月，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疏宋神宗《论新法进流民图》，因擅发马递而受到查处。所谓马递者，传送密急文书的快递也。郑侠此后又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奏称：“(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立异，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2]6207-6208又说：“(冯)京及元绛、孙永、王存四人者，皆仁义人也。”[10]470-471吕惠卿“奏侠谤国，欲置之大辟”。宋神宗还算比较开明，他说：“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之。”[18]323郑侠先编管汀州(今属福建)，后徙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吕惠卿趁机陷害冯京“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1]10437。神宗无处分冯京之意，“以其枝蔓，有诏趣结绝”[2]6311。迫于来自吕惠卿等人的压力，冯京终于在熙宁八年正月被解除参知政事一职，守本官，知亳州(今属安徽)。这是冯京宦海生涯中遭受的最大挫折，其实在宋代很常见，算不上多大的处分。
    冯京究竟与谁“为党与”？即使称冯宗与郑侠“为党与”，也并非确切无疑。据史书记载，宋神宗问冯京：“卿识郑侠否？”冯京的回答是：“臣素不之识。”张琥指责冯京“尝从(郑)侠借书画，遗之钱米”，但“取当世(即冯京)门历，阅视宾客，无(郑)侠名”[18]322。何况郑侠虽系治平四年进士，但不过选入即幕职州县官，仅一“区区小官”[1]10437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人们难免会怀疑元绛、孙永、王存与冯京“为党与”，原因在于他们同时被郑侠称赞为“仁义人”。可是，这四人“为党与”不仅无蛛丝马迹可寻，而且其政见各不相同，并非都是所谓旧党人士。其中，王存大体可以视为旧党的人，他名列元祐党籍碑，主要在于元祐年间出任尚书右丞、左丞等要职，但其政见并不偏激，宋神宗认为其“忠实无党”。王存后来在旧党执政期间，既维护元丰官制改革，又主张继续施行保甲法，并反对迫害新党，认为：“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1]10871-10873。而孙永在党争中，态度相当超脱。宋神宗时，曾知开封府。他肯定青苗、助役“法诚善”，认为其弊病在于“强民出息输钱代徭，不能无重敛之患”，他反对市易法，仅仅因为其“立法未尽”。《宋史·论曰》：“孙永之为人，庶得其中焉。”[1]10901-10903至于元绛则是标准的新党，绝非旧党人士。他在熙宁、元丰年间，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三司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因力主新法而备受攻击，诸如“谄事王安石”[1]10907，“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1]10522等等。由上所述足见，所谓“士大夫不逞者以(冯)京为归”之说很难令人置信。
    第三句是王安石所说：“盖(冯)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2]5167这一激愤之词仅见于李焘《长编》，为王安石《文集》及各种文献所不载。陈襄、刘攽虽然属于旧党人士，但他们如何与冯京结党，不仅查无实据，而且有其反证。《宋史·陈襄传》载：宋神宗“尝访人材之可用者，(陈)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并特别强调：“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1]10422如果陈襄真是冯京的“心腹肾肠”，为什么他不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皇上近前将冯京盛赞为“股肱心膂之臣”呢？从中还可看出，旧党当时的“赤帜”是司马光乃至韩维、吕公著，冯京并不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陈襄、刘攽而已”一语，所谓“而已”者仅止于此、不过如此之意也，假若此言确系王安石所说，恰恰是藐视冯京“党与”极少，太可怜，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