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亲属“趋向各异”
    关于熙丰党争，从南宋以来，人们往往一概认为新党邪、旧党正，新法恶、旧法善。到20世纪中期，这一传统的思维定势终于被突破。然而无形之中形成了若干思维模式，诸如新党进步、旧党保守，新法应行、旧法当废等等。上世纪晚期以后，这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方式明显改善。以冯京而论，就其政见来说，他固然大体属于旧党，但很难说他是个保守分子。冯京反对某些新法，对与错、有理与无理，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熙丰党争错综复杂，以下三点似乎值得进一步注意。
    第一，亲属并非一概同党。宋神宗与其不少亲属便政见不同，他的嫡祖母宋仁宗曹皇后、生身母宋英宗高皇后、同母弟吴王赵颢都认为：“王安石变法乱天下”[15]373。此外，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韩绛与其弟韩维、曾布与其弟曾肇均政见相左。南宋名士洪迈说：“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26]454“小人”、“善类”、“邪正”云云，分明是其传统思维定势的体现，观点不足取，但所说兄弟政见不同则是实情。凡此种种，研究者们均耳熟能详。可是，但凡亲属即政见相同，仍然大有成为思维定势之势。比如因为冯京是富弼的女婿，就断言他必属旧党无疑，并且态度一定偏激，即是一例。如前所述，冯京无非是个相当理性的旧党人士而已。如果说冯京与其岳父富弼政见大体相同，那么在冯京的女婿、孙女婿当中，则有与其政见相左者。如蔡懋(原名蔡渭)就与丈人冯京政见不同，实属新党中坚，他在宣和年间既谄事蔡京兄弟父子，又巴结宦官梁师成，累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其亲属“为侍从、为郎、为监司，一门贵震当世””[10]825。朱谔(原名朱绂)也与太岳父冯京政见迥异，他献媚蔡京，“趋走其门”[1]11114，大观年间曾任尚书右丞。可见，在北宋中后期，亲属政治“趋向各异”，分属新、旧两党的现象并不少见。
    第二，两党并非水火不相容。按照学界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冯京作为旧党，与新党人士必势不两立，与旧党中人理当亲密无间。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冯京与王安石至少能对话，甚至还可在极小范围内密谈。如熙宁五年底，“王安石以病谒告弥旬，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宋神宗“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22]597。仅就此而言，对于王安石来说，冯京的话似乎比神宗更有效。冯京与旧党中人，并非无争论。史载：元丰三年，“冯当世、孙和甫(即孙固)、吕晦叔(即吕公著)、薛师正(即薛向)同在枢府，三人屡于上前争论，晦叔独默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尝纳之”[18]286。在当时枢密院的四名长官中，可谓旧党压倒新党，除薛向一人可称新党中人，其他三位都是旧党人士，然而他们三人之间争论仍然相当频繁和激烈。御史中丞吕诲作为旧党人士，既猛烈抨击新党党魁王安石，又高调弹劾旧党中人冯京。《实录·冯文简公京传》载：冯京“为御史吕诲所劾，且论：‘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实贪畏也”[15]393。种种迹象表明，冯京和当时不少大臣一样，朋党偏见并不太深。范祖禹、彭汝砺称赞冯京“中立不倚”，并非纯属信口开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熙宁执政、元丰宰相蔡确可谓标准的新党中坚，但冯京次女居然许配蔡确之子蔡懋。人们对此不免很不理解，时任右谏议大夫的范祖禹解释道：“京虽有女嫁蔡确，然趋向各异。”并称：“文彦博亦与蔡确为婚姻，吴充亦与王安石为亲家，何尝相党？若趋向皆同，纵不为亲，自是党也。”[2]4053足见，虽然政治“趋向各异”，并不影响双方联姻。据此，邓小南教授指出：“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与人际关系，并不像重在政治事件的史籍所显示的那样紧张。即便在‘党争’气氛日益严重的北宋中后期，新旧交往亦非罕见。”[19]185这一论断相当精到，理应引起学界重视。
    第三，士大夫并非非新即旧。熙丰党争的研究者往往总想开列两张较为准确的新、旧两党人士名单，然因新、旧两党壁垒并不特别分明而难度较大。其实，当时人早已开列过这类名单，但没有一份是准确无误的。就旧党人士名单来说，以崇宁三年(1104)六月颁布天下的元祐党籍碑最为有名，但错谬乃至荒唐之处也最多[27]246-260早在宣和年间，碑上有名的当事人刘安世就说：元祐之党“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28]1692。南宋时，费衮进一步指出：“盖绍圣初，章子厚(即章惇)、蔡京、(蔡)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忠贤，七十八人⑤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蔡)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29]27王明清也说：“但与元长(即蔡京)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30]65这些说法或许言过其实，但碑上有名的章惇、曾布、张商英分明是相当标准的新党。就新党人士名单来说，左谏议大夫梁焘在元祐年间曾开列。这份名单分为两部分：“蔡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10]537。这张名单的问题同样相当明显。如曾肇，前文已论及，洪迈便认为，他与乃兄曾布政见不同，并非新党人士。曾肇既被梁焘列入新党，又被蔡京列为旧党，或许恰恰表明他在新旧党争中态度比较超脱。再如王安礼，其政见介乎其兄王安石与其弟王安国之间，只怕不能将他视为新党。《宋史·论曰》：“安石恶苏轼而安礼救之，昵(吕)惠卿而安国折之。”[1]10558谏官指责彭汝砺为蔡确党羽，当时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英宗高皇后反驳道：“汝砺岂党(蔡)确者！”[2]10975梁焘将他列入王安石亲党，同样不确切。关于“新旧之政”，彭汝励的主张是“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15]228，并以此立身行事。他在《冯京墓志》中盛赞冯京“屹然中立”[3]，很大程度是按照自己的志趣和面貌来塑造自己已故的座主。至于陆佃，罗家祥教授颇有依据地认为，他是“真正置身于两党之外的官员”[27]226。此外，熙丰之际曾任宰相的吴充，与王安石同中有异，与司马光异中有同，号称“中立无与”[3]10240，是一位较为理性的新党人士。而官至给事中的程师孟，则“累领剧镇”[3]10662，远离朝廷，置身于党争漩涡之外。由于政见比较接近，冯京与这类官员的关系相当融洽。他《赐宴史院和首相吴公(指吴充)原韵》诗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30]55对吴充可谓敬重有加。冯京对程师孟亦赞不绝口，其《送程给事(指程师孟)知越州》诗云：“才毫无地展经纶，白首归来万里身。持节气凌沙漠使，怀章荣动会稽人。”[3]6796可见，熙丰年间的士大夫并非非此即彼，非新即旧。如前面谈到的孙永“议论常持平”，“庶得其中焉”，很难将他列入两党之中任何一党。其实，新、旧两党的中坚人士固然应当研究，像彭汝砺一类的游离于两党之外的中间人物同样值得探讨⑥，如此方有助于接近熙丰党争的真相，并揭示其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