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确属“争而不力”
    大凡旧党要员，在宋徽宗崇宁年间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中几乎都有名讳。而冯京这位经历熙丰变法及元祐更化全过程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竟碑上无名。如果是因为他早逝，那么在他之前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范百禄等人无一幸免。于是，岂止“赤帜”之说，就连冯京是否属于旧党，也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冯京确实是旧党中坚、宰相富弼的女婿，他在其夫人王氏去世后，娶富弼长女为妻，富氏去世后，又娶其妹为妻，因此，有前富、后富夫人之称，“两娶相家之女”[12]76之说。其实，冯京的前富氏夫人在世时，富弼尚未拜相，仅官至枢密副使，因此严格说来，冯京仅“一娶相女”[19]173-174。富弼在熙宁二年，因反对新法而罢相以后，对政坛的实际影响大大减小。何况冯京对于富弼，未必事事依从。如嘉祐末年，冯京知开封府，富弼要他去拜访韩琦，他颇有理由地回答道：“公(指韩琦)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1]10339，并因而受到某些史书称赞。
    冯京在变法中的角色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显然不能主要依据他是富弼的女婿就贸然下结论，而应当重在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南宋史家吕中指出：“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力与之争者，唐介也。争而不力者，赵抃、冯京也。”[20]360此说从前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相当中肯。冯京在变法中的表现，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冯京确实反对新法。史载：冯京“数与安石论辨”[1]10339；与吕惠卿“议事，亦多矛盾”[17]53。但应作具体分析，他所反对的主要是免役法和保甲法。冯京说：“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他反对免役法，并无充足理由。宋神宗的反驳很有力：“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2]5370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的最终目的是以府兵制逐渐代替募兵制。冯京反对保甲法，理由相当充足。正如苏轼所说：“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1]10811募兵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社会进步的表现，保甲法从根本上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之举。此外，冯京还反对罢制科：“汉唐以来，豪杰多从此出。”吕惠卿反驳道：“制科止于记诵，非义理之学”；“进士已试策，与制科策无异”，宋神宗“乃诏罢之”[21]466。至于淤田，即用水将淤泥引入农田，以提高耕地肥力。宋神宗“令取一方土，如面，厚尺余”，冯京反对的理由是“淤田如饼薄”[2]5423，仅仅因为淤田在某些地方是一项敷衍塞责的工程就断然否定，理由欠充足。
    其次，冯京的态度并不算偏激。司马光的信条大体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也”[8]252，文彦博也认为“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2]5370。与司马光等人不尽相同，冯京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主张适度肯定新法，“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但当开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22]604，其态度相当理性。冯京与王安石之争一定程度上是轻重缓急之争。冯京对宋神宗说：“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王安石当面反驳：“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2]5359冯京说：“此等事不宜仓卒。”王安石回答：“因循至今，所以不免仓卒。”[2]6110
    再次，冯京是王安石尚可接受的人物。有学者说：“王安石屡次提出要将他(指冯京)罢黜，宋神宗反‘以为可用’”[5]，并不完全是事实。由于冯京毕竟是旧党中人，“王安石恶(冯)京”[2]6624，此言不假。在王安石的私人书信中，有“无使齐年知”一语，“齐年者，冯京也。安石、京皆生于辛酉，故谓齐年”[23]359。可见，王安石与冯京隔阂较深，对冯京戒备颇严。但冯京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宋神宗都同王安石商量，并取得其赞同。熙宁三年，宋神宗曾对王安石说：“京疏极谬，朕历与诘，难遽服。其非若不为人所惑，亦可用。”并问：“京何如？似平稳。”王安石回答道：“京似平稳，然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所谓“为人所惑”、“烛理不明”、“不能自守”云云，换言之，即立场欠坚定。后来，神宗又问：“令作枢密副使，如何？”王安石予以肯定：“欲用之，何不可！”[15]393于是，冯京在当年七月，出任枢密副使。神宗“欲并用(冯)京及(司马)光”，王安石说：“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议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议有宗主，事无可为者。”神宗又问：“京弱，并用光，何如？”王安石坚决反对：“比京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10]413可见，冯京并非旧党“宗主”，其“宗主”乃司马光也。王安石不仅反对司马光，而且排斥自己的儿女亲家吴充。神宗“初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曰：‘充与臣有亲嫌。’上以为无害。安石曰：‘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事’。”冯京因而在当年九月取代吴充，任参知政事。史载：“充性谨密，在两府数乗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23]278可见，王安石之所以不认同吴充，避嫌不是主要原因，政见不同才是其要害。至于王安石何以尚可接受冯京，其主要缘故在于冯京无坚定立场，能力又较弱，不偏激，不碍事。冯京身为执政大臣，并无多大建树与作为。史载：“(曾)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王安石)即行。时，冯当世(即冯京)、王禹玉(即王珪)并参政。或曰：‘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勅出，令押字耳。’”[24]144冯京例行公事，“押字”而已。难怪当时人指责：“京在政府，曾无补益。”[2]6624又说：“若夫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持危，虽心悟其非，而无所救正，己之进退，又媕婀而不决，皆非所谓辅臣之体。”[7]1268还说：“冯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21]455-456而王安石则称：“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叛而复附，或出或入。”[25]287-288其实，冯京与当时大多数大臣一样，大致属于“或出或入”者，并非态度“偏执”的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