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规定了荷兰商人可以在会同馆等馆舍中进行贸易，不准许他们在广州等地直接进行海上贸易。
    由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顺治帝对于海洋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依然保持着陆上最高权力者的姿态。
    对于反清势力郑成功，顺治帝则采取非常严厉的讨伐措施，并颁布了一系列的“迁界令”。⑥如《申严海禁勒谕》曰：
    皇帝勅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着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尔等即遵谕力行，特谕。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⑦
    可见，在北起天津、南至广东的大陆沿海地区，清政府均采取了断绝该地域民众与郑成功势力相接触的政策。
    半年后，顺治帝又针对郑成功势力颁布了新的政策。《严禁通海勒谕》载：
    皇帝勅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处地方王公、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沿海地方文武各官：逆贼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滨海各处奸民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故严立通海之禁，久经徧行、晓谕。近闻海逆郑成功下洪姓贼徒，身附逆贼于福建沙城等处滨海地方，立有贸易生理。内地商民作奸射利，与为互市。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恣行贩卖，供送海贼郑成功贼党于滨海各地方，私通商贩如此类者，实繁有徒。又闻滨海居民商贾，任意乘船，与贼通同，狎昵贸易。海逆系逆命之徒，商民乃朕之赤子，朕轸念生民，设立官兵防守，今商民不念朝廷德意，背恩通逆，与贼交易，该管官兵亦不尽心职守，明知奸弊佯为不知。故纵商民交通贸易，揆之法纪，岂宜宽宥?……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⑧
    由于郑成功的经济基础系“陆地所产”，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封锁物资流通的政策。这是经济上断绝郑成功财源的关键举措。
    在对郑成功的征讨上，《世祖实录》卷一三八，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壬午(二十九日)条载：
    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统领将士征剿海寇郑成功。赐之敕谕曰：逆贼郑成功窃踞海隅，逋诛日久，宜加扑剿，以靖地方。兹命尔罗托为安南将军，同尚书车克、内大臣达素、都统索浑等统领大军，前往征剿。与该省领兵主将、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勠力，多设方略，相机除剿。若贼扑灭，当取厦门；傥贼未靖，即取厦门，不准论功。凡事与诸将佐等会议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勿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实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仍分别升赏。惟以安民为务，须严禁兵将。凡我人民勿得扰害，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行间将领功罪，察实纪明汇奏。⑨
    可见，顺治帝作战的主旨是消灭郑成功的有生力量，打击其势力。
    《世祖实录》卷一四三，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丙申(十五日)条载：
    山西道御史余缙奏言：浙省三面环海，宁波一郡尤孤悬海隅。往时以舟山为外藩，设师镇守，俾贼不敢扬帆直指，策至善也。迩来行间诸臣，忽倡捐弃之议。倘形胜之地，逆贼一旦据而有之，非近犯宁波，则远窥江左，为虑匪轻。应设一忠勇之将，重其事权，随机措置。更徙内地之兵，增益营垒，以固疆圉。至杭绍两境相对处，地名小门，其间江流狭隘，若于此严设防戍，安置炮台，令贼舟不能溯江入犯，则会城永无风鹤矣。疏下部议。⑩
    可见，清朝官吏对海洋的认识仍然是以陆地为基础的，从陆地去看海洋。虽然将宁波看作沿海海洋活动的重要地区，但却将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看作外藩。
    通过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顺治帝在清朝入关后，依然是一个“大陆统治者”，还没有将大陆本土和海洋纳入到一个视野来看待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