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如十月乙丑(二十八日)的《诏沿海迁民复归田里》(16)中记载，“迁界令”被废除，颁布“展界令”，承认了沿海民众的经营活动。
    康熙帝还专门设税务官，以提高海洋贸易的税收。《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己亥(五日)条载：
    九卿等议覆，户科给事中孙蕙疏言：“海洋贸易宜设立专官收税”，应如所请。得旨，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17)
    可见，在认同海外贸易有利于人民生计的同时，还将设专门的官员征收税金，并逐步将“收税”常规化。
    《圣祖实录》卷一二五，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癸巳条载：
    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吴兴祚疏言：潮州水师官兵船只，先经裁并潮镇统辖。今值开洋贸易，恐海岛中宵小潜踪，乘机窃劫。应将澄海协、达濠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就近统辖。其南澳与碣石、海汛相连，应令互相联络，时加巡防。至潮阳等处水汛，令文武各官修造快船二十只，照旧巡查。应如所请，从之。(18)
    在承认海外贸易的同时，沿海贸易的安全问题也提上日程。因此，康熙帝同意了当地官员的提请，将海上防卫的任务交南澳(19)水师管辖。
    康熙帝颁布展界令之后，出现了一批利用海上贸易进行投机的人。《圣祖实录》卷二三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庚午(二十二日)条载：
    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所致，请申严海禁，暂彻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贩绝，而米价平。”上谕大学士等曰：“闻内地之米贩往外洋者甚多，劳之辨条陈甚善，但未有禁之法，其出海商船，何必禁止?洋船行走，俱有一定之路，当严守上海、乍浦及南通州等处海口，如查获私贩之米，姑免治罪，米俱入官，则贩米出洋者自少矣。”(20)
    可见，由于一些奸商将中国国内的大量米谷运往海外，导致江南和浙江等地的米价暴涨。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辛亥条载：
    海外有吕宋、噶喇吧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21)
    沿海民众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常常用船载米运送到吕宋、噶喇吧两处，连船带米一起卖出，甚至有民众留在当地不再返回的。
    《圣祖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二十六日)，有一段关于康熙帝对海外贸易认识的记载：
    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且有人条奏海船龙骨必用铁梨竻木，此种不产于外国，惟广东有之。故商人射利偷卖，即加查讯，俱捏称遭风打坏，此中情弊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官兵出哨或遇贼船四五只，官兵船止一二只，势不能敌。舵工又不奋力向前，将领亦无可如何，不过尾追而已，何能剿灭耶?
    张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预防。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且出南洋，必从海坛经过，此处截留不放，岂能飞渡乎?又沿海炮台足资防守，明代即有之，应令各地方设立。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预为措置。凡福建、广东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师者，尔等可加细询。(22)
    康熙帝南巡时，曾参观了苏州的造船厂，并做了一些调查。船厂的人说，每年在中国造船并出海进行海外贸易的人数很多，但回国的只有五成到六成左右。很多人在国外从事贸易，将白银带回中国。官府每造海船数十艘，都需要数万金，民众造船花费也很巨大。海船的龙骨部分必须使用“铁梨竻木”，这种木材国外没有，只在广东一地出产，有些商人为了获利，而将此木材秘密贩卖到海外。因此，有必要断绝海外贸易，尤其要断绝与吕宋、噶喇吧等地的民间贸易。明代以来，这些地区就是海盗聚集之地。有时负责海防的官兵会一次遭遇四五只海盗船，对这些只有一两只船的巡逻队来说，根本拿他们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