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如何理解涑水决溢乃是问题的关键。以往研究者多孜孜于具体史实的梳理，缺乏大区域的眼光，这或许是涑水河流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三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此，笔者非常欣赏谢湜的一句话，“只有在充满着联系的区域社会时空中探讨水利，才有可能为研究基层社会史提供一个丰满的视野。”(16)如果我们稍微扩大一点时空范围，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涑水河一直是河东盐池的大敌。历代以来对涑水河的防范与治理，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为保护盐池而多次改变涑水自然河道，致使水患增加。乾隆三十八年临晋邑令王正茂论及涑水河治理时的言论，就颇为中肯：
    涑水自唐都督薛万彻导自夏县，隋姚暹引至虞乡，厥后涑姚二渠合流。历代恐为盐患，一引而北，再引而西，经流所至，皆非其自然者矣。今必顺其经流之性，则循故道而后可。然故道已为田庐之所，坏田庐而循故道，谓非不通之论哉！故道虽不可循，而水性之下莫御。蒲解之地，东西北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涑趋于南而姚堤障之，故兽家营、枣疙瘩诸村狂溜横擣，民用荡析离居，为蒲东之大駴(17)。
    此番言论可谓涑水为患原因之正解。在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关系，并以之代替以往的人地关系紧张说。这一关系就是“保护盐池安全--改变涑水河道--旧河道被田庐侵占--涑水河决”。可见，人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在涑水河流域范围内，盐池在为地方乃至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其背后却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安全和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在两者之间，历朝历代人们一直都在权衡。权衡利弊的结果，仍然是要舍小利保大利，舍生态保生产。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涑水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和河患问题，就会更加清楚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区域社会生态环境演变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明清方志中看到地方官员殚精竭虑治理涑水决溢的行动，也会看到小民仆仆于涑水河道岁修工程的身影，更会看到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的声声抱怨。然一切问题的根源，却在于国家为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区域民众的生活乃至于生命。
    不仅如此，王正茂在其纂著的方志中还提到当时涑水河上游县份如安邑、猗氏等县民众盗水一事，“近则安猗以上之民，盗卖横决，致使水不归渠，下流日涸，故临之渠工日懈，而永之民更不知修河为何事。今且日督下流为无益之岁修，而上流之盗卖罔利视若固然。”(18)与此相类似的一条史料还见于民国十二年的《临晋县志》：“晋南诸县大都重农，其以争水肇讼或械斗者，几乎无岁无之。若临之涑渠以上流各县壅塞专利，水不下行，临民之愁苦怨叹久矣。”(19)由此可见，因盗卖河水导致的上下游关系紧张至少是清代至民国二百余年间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到下游民众开发水利的积极性，而且使原本不足的涑水河水量更显紧缺。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影响到五姓湖的水源供给。
    与涑水河改道相比，姚暹渠的开凿同样以保护盐池为首要目的。姚暹渠的前身是永丰渠，是运城盐池最早的护池工程。对于姚暹渠的基本史实，乾林、国甲已经厘清，可资参考。据其研究，北魏正始二年(505)，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开凿永丰渠，东起夏县王峪口，汇白沙河后入安邑城北，接苦池水，长驱而西入“五姓湖”(20)，最后注入黄河，将盐池东南中条山诸水直接泄入黄河，以避免涌入盐池。北周北齐时期，由于泥沙淤积，无人维修管理，永丰渠逐渐湮废。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又在永丰渠旧基上重为浚修，两面加筑土堰，用以泻山洪，阻客水，保护盐池，这就是至今仍为盐池防洪体系主干的“姚暹渠”。历史上姚暹渠的主要功能有三：“一泄客水入黄河，不致浸灭盐池；二沿路民堰皆有水眼，可以灌田；三倘水大能浮舟运盐。”(21)姚暹渠把导、排、堵洪水，保护盐河与农田灌溉、航运等功能融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也是罕见的。姚暹渠因效益明显，“公私果利”(22)，历代统治者和盐商对其管理岁修非常重视。唐贞观年间，并州刺史薛万彻重加疏浚。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遣人考察，诏令浚修。明隆庆年间，御史郜永春对姚暹渠进行改道和浚治。到了清代，姚暹渠的岁修已成制度，规定南堰商修，北堰民修。据当时人说，“国朝(姚暹渠)屡塞屡浚，乾隆十年(1745)，渠身淤淀，由商捐浚治。十九年(1754)渠又雍滞，知州韩桐力请捐治。二十六年(1761)渠水涨发，各商捐银四万余两复加浚治。北堰民修无力，甚属单薄，知州言如泗请动公项，加高培厚，与南堰并峙，可资巩固。”(23)
    由此可见，姚暹渠自开凿之日起，就是以保护盐池不受中条山洪水冲决为主要目标的。在保护盐池的同时，客观上为五姓湖提供了水源，确保了五姓湖水源的畅旺。不过，与涑水河因改道而造成的决溢相比，姚暹渠在清以来同样存在着决溢的问题，而且相当严重。除了乾林、国甲提及的乾隆年间的三次严重淤积外，姚娜的文章中还罗列了嘉道年间的四次决渠灾害：嘉庆十九年，运城“六月霪雨，山水暴涨，姚暹渠决冲，压民房无算。”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大雨，姚暹决，冲坏任村民房数十座。”道光十二年，“七月，大雨，姚暹渠决。”道光十四年，“六月，姚暹渠决水，至东关漫至南关，冲倒屋舍及附近民房无数。”(24)
    关于姚暹渠决溢的原因，论者多归因于泥沙淤积所致，笔者对此也深表赞同，可以支撑这一论点的史料有三条。乾隆《蒲州府志》卷2《山川》中有两条记载：乾隆十年秋，“涑水及姚暹渠沙土壅而五姓湖久遏塞。”乾隆十八年秋，“霖雨弥月，水漂瀑无所归，至冬时尚漫，宿田野。河东兵备道因解州知州请修渠河，乃使与蒲州知府会勘涑水、姚渠形势，即议修浚。”另一记载来自于《清史稿·河渠志》，据载：(乾隆)二十六年，河东盐政萨哈岱言：“盐池地洼，全恃姚暹渠为宣泄。近因渠身日高，涨漫南北堤堰禁墙内。黑河实产盐之本，年久浅溢。涑水河西地势北高南下，倘汛涨南趋，则盐池益难保护。五姓湖为众水所汇，恐下游阻滞，逆行为患。均应及时疏通”(25)。这些史料中的“沙土壅”“修浚”和“渠身日高”等描述中，至少透露出乾隆十年至二十六年姚暹渠泥沙淤积的客观事实。这一点显然不会仅限于乾隆年间，而应当是清代姚暹渠易为泥沙所淤的真实写照。姚暹渠的通畅与否，不仅事关盐池的安危，而且也影响到五姓湖水源的稳定与否。从姚暹渠的开凿到历代修浚以至于清代岁修制度的建立，均反映出人为因素对于五姓湖存续的重要意义。
    此外，湾湾河作为姚暹渠的支流，也构成了五姓湖的重要水源补给。该河以中条山王官峪山水为水源，经鸭子池后与姚暹渠汇合，属季节性河流，无雨长年干涸。与涑水河、姚暹渠共有的特征是均有人为开凿的因素。除上游沟峪外，该河中下游河道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人工开挖，民国八年再次开挖，为解决汛期排洪发挥了作用。
    综上所述，涑水河、姚暹渠及湾湾河，构成了明清以来五姓湖的主要水源。这三条河流的兴废与否，也直接关系到五姓湖的兴衰沉浮。在此意义上，五姓湖的水利开发与持久存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湖泊本身，而应当将这三条河流与五姓湖联系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考察。更进一步而言，从历史时期来看，无论是涑水河、姚暹渠还是五姓湖，其开发利用均是在优先保证河东盐池的开发利用这一中心利益和前提下展开的(26)，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世易时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态环境的极大改变，五姓湖的开发利用也必将会迎来新的契机，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后来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