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废由人事：明清以来地方文献中的五姓湖开发
    如前所述，五姓湖之名称最早见于明代，因此对“五姓湖”的开发利用最早也只能从明代算起。在明清时代将近五百余年的时间里，五姓湖呈现给世人的景观不仅与今日已有差异，即便是在明清两代，也已多有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综合地方志、官员士绅关于五姓湖的诗文、游记等资料，对明清时代五姓湖的景观加以呈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由于五姓湖以地表水为主要水源，即便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地表水的丰歉也会影响到湖泊的盈缩，因此丰枯不定乃是五姓湖“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并非静止不变的，诚如清代《蒲州府志》所云“冬夏积水，时有盈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讲到五姓湖的前身“张泽”时，同样也用了这八个字，其承续关系可见一斑。然而，如今论者在谈及五姓湖的消失时，却常常会预设一个前提，即认为五姓湖自形成以来就从未干涸过，五姓湖的干涸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情。田世英先生用“出人意料”四个字表达他对五姓湖快速消失的一种惊讶。事实上明清时代的五姓湖已数度出现干涸的情形，如光绪《续修临晋县志》就有“崇祯三年春不雨，至六月赤地如焚，五姓湖水涸”(27)的记载。但是五姓湖水干涸也并非常态，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往往还能够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明清时代的五姓湖视为一种湿地景观。
    清人对于五姓湖的历史演替记载较为周详。如乾隆十七年(1752)自宁武调任蒲州知府的官员周景柱就观察到了这一变化：
    乾隆壬申自宁武移守来蒲，以事往临晋，因得至湖所。临晋人云前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杂树桃李，丹绮照耀，酒帘歌筝，游者簇集，波光渺瀰，吞漾云日，烟艇往来，泛狎鸥鹜，光景良胜。今湖就涸者久，佳赏丽瞩，曩昔殊异，惜予之不及见。然漪吹练潆，犹足悦心目旷志趣。……至明年而水之涸者复生，又明年方有事涑姚之渠，遂并湖浚之。浩淼弥望，浮碧无际，湖中有堤，桥影参差，树色映掩，行人往来，俨若图画(28)。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周景柱浚湖三年之后，清代著名学者牛运震与好友胡稚威，在周景柱、永济张县令和万泉毕县令陪同下共游五姓湖，事后所撰《游五姓湖记》中亦留下了类似记载：“然湖当昔盛时，环陂皆楼阁亭馆，桃李霞绮，酒旗歌管掩映簇集。近湖之淤且涸者，百有余年，几成眢池。周侯疏涑水河并湖浚之，今之清波潆漾，弥望浩淼者，周侯力也”(29)。周景柱和牛运震对五姓湖的观察相差仅仅三年，因此二人所描述的应当是同一时期的情况，可相互印证。此外，地方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资佐证。据乾隆二十年《蒲州府志》五姓湖条目所载：“明时旧志云湖傍昔多楼台，居人环绕，每夏荷花尽发，烂若霞锦，杂以绿萍红蓼，渔人罟师水凫沙鹭，款乃间作飞浴相翔，致为胜观。其后景物尽变，惟湖光一片，数十年来水益就涸。乾隆癸酉岁秋雨既盛，复见涟澜弥潴云”(30)。此处的乾隆癸酉年为公元1753年，与周、牛二人观察时间基本相同。
    综合上述诸条史料可知，五姓湖不仅在明崇祯年间曾因气候原因干涸，而且在1753年之前又长期面临着淤浅甚至干涸的命运，史料中所谓“就涸者久”、“淤且涸者百有余年”、“数十年来水益就涸”的记载就是明证。乾隆年间，凭借周景柱的浚湖工程和充沛的雨水补给，五姓湖始恢复往日烟波浩渺，湖光山色的秀丽景观，成为官员和百姓乐往之所。因为游人众多，带动湖区经济发展，湖周“楼阁亭馆”“酒旗歌管”簇集，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集消费、交往、娱乐于一体的休闲空间。蒲州知府周景柱高度肯定了对五姓湖的开发，他曾言道：“太守得以官政暇余，与邦人相羊其际，既以快其观娱，且得以利及民者，美是湖而为蒲人庆，尤有乐乎此也？”(31)
    五姓湖的兴盛，确实能够为当地人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对此，牛震运已经观察得非常仔细，所谓“浅有菰蒲，深有葭苇。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攟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扶老艾抱孩稚熙熙于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遍焉”(32)。其中，菰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里，嫩茎称“茭白笋”，可食用。蒲也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池沼中，高近两米。根茎长在泥里，可食。叶长而尖，可编席、制扇。葭苇是指初生的芦苇。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五姓湖兴盛时能够为当地人带来的切身利益。“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更是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渔业生产。周景柱对伍姓湖的渔业经济也很关注，据其调查，“癸酉之冬罛师棹入者舟数十，比甲戌已百余，今年乙亥且二百”(33)。癸酉之冬是1753年冬，渔船有数十艘；甲戌年系1754年，渔船增至百余艘；乙亥年为1755年，又猛增到二百艘，三年之间迅猛增长，反映了渔业经济的吸引力。不仅如此，随着渔业市场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盖合临晋虞乡永济三县之人，皆往焉。四方诸郡或先赋以金而后偿鱼，计其利岁可数万”(34)。
    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反映的只是五姓湖水兴盛时的状况。有盛就有衰，有兴必有废。湖兴之时，人们靠湖水获利。湖废之时，人们则靠湖滩获利，乾隆年间有百姓于水少时在五姓湖滩垦田，结果在水涨时引发了湖水逆泛和倒灌的灾害，据载：“孟明桥一带为蒲民壅塞种田，湖水逆泛东注于池，姚渠亦有倒灌之患。乾隆十八年知蒲州府事周公景柱禀河东道乔公光烈申请重浚”(35)。光绪三年灾荒期间，马丕瑶在永济勘灾时，也注意到了民众围垦五姓湖滩的现象，据其调查，“二月初十日，前往永、临、虞乡三县界内之五姓湖滩……查此间地土井泉虽属碱苦，从前皆生五谷，不过收成少薄。……将见桑泉境畔，天柱峰前，耕牧渔樵，耆老妇孺咸熙熙攘攘于湖光山色之中。”与乾隆年间的灾情相似，人们从湖滩周围垦辟出来的土地尽管有所收获，却在湖水泛涨时遭受重大损失，“自道光元二年天雨过大，上流涨漫五姓湖，四面滩岸一片汪洋，永济孟明桥一带下流拥塞，水无出路，良田积水渐渐浸渗，无地可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