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慈禧认为进一步削弱奕炘权威的条件已经具备。为了再次对奕炘发难，她物色到了一个“醇邸之党”蔡寿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递奏折参劾曾国藩、曾国荃、刘蓉、薛焕、蒋益澧、杨昌浚、李鸿章等。折留中未发。三月初四日，蔡寿祺直接参劾奕欣贪墨、骄盈、徇私、揽权，请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注：《晚清宫廷实纪》第99页。）认为总理衙门官员为奕炘私党，以曾国藩为首的“军营骤进”群体，也是奕炘私党。奕炘应由奕譞取而代之。次日，奕炘进见，慈禧对他说：“有人劾汝！”示以蔡寿祺奏折，奕炘不谢罪，并固问：“何人？”慈禧答：“蔡寿祺”。奕欣说：“蔡寿祺非好人！”欲加以逮问（注：王闿运：《祺祥故事》。）。慈禧大怒，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垂泪说：“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慈禧又反复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周祖培顿首曰：“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曰：“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请与倭仁共治之。”慈禧始命周祖培等退下。（注：《越缦堂日记补》。）
    初七日，倭仁等奏称：“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此时，慈禧立即将亲笔书写错别字连篇的朱谕拿出，指责奕炘妄自尊大，目无君上，革去一切差使。（注：《晚清宫廷实纪》，图片10。）
    不料，道光帝第五子奕詝于初八日挺身而出，为其弟奕炘申辩，认为奕炘被参各款查无实据，应饬下王大臣集议，请旨施行。慈禧对奕誴不敢等闲视之，以至连她自己也动摇了起来，即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历数恭王之失，以为皆出有心。”文祥等亦历数奕欣语言之过，认为是“由于习气太深，不知检点，非必有心。……反复开陈，”慈禧乃准按奕誴的奏请，饬下王公大臣详议奕炘之罪。李棠阶感到奕炘被罢官一案，“似有转机。”（注：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初九日，慈禧召见倭仁等，说“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决之。”又召见文祥等，说“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倭仁、文祥参加会议，双方所述慈禧旨意大相迳庭。不成议而退。（注：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657页。）
    解铃还需系铃人，奕譞于十三日由东陵工程处回到京师，看风转舵，居然他也为奕炘说起情来，请“宽其既往，将恭亲王面加申饬，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十四日，王大臣复会议，肃王华丰等70余人，支持奕譞的意见。倭仁等也认为奕炘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十五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文博翁奏对恳切周至，”使奕炘案“大有转机。”（注：《李文清公日记》。）十六日，命奕炘仍管理总理衙门，已无议政王、军机大臣之职位。十八日，李棠阶在日记中写道：“文博翁能顾大局，敷奏恳到。诚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师乎，吾师乎！”（注：《李文清公日记》。）四月十三日，李棠阶记载：初九日以来，连日有人奏：“恭王宜仍值军机”，十二日，慈禧“忽又不悦”。十三日，宝鋆监试出闱，被召见，宝鋆“工于奏对，遂全蒙俞允。先命恭王仍总理工程。明日拟降旨，命仍入军机。”李棠阶感概系之，认为“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诚使能言者皆如是之正用之，其裨益岂有涯耶？”（注：《李文清公日记》。）十四日，果然颁诏，称：“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注：《清实录》（穆宗朝）卷136，第197页。）
    同治九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因教民与非教民互殴，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开枪未中。又向天津知县开枪，打伤其家人，百姓大怒，将丰大业殴毙，焚毁教堂。在如何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以奕炘为首的“论势者”一派，与以奕譞为首的“论理者”一派，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六月，奕譞奏称外国无非剥削中国，惑人心而侵土地，“此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有不自讳其曲，极力与我为难者乎？”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地方官勿轻更动，“不能遏彼欲战，要在虽战而无虞，然后再讲和约。”清廷命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2，第34页。）奕炘等奏称：“如无知愚民，无端召衅，理宜惩处，以儆凶顽，地方官未能先事预防，亦有应得之咎。”现在英、法等国军舰陆续到达天津，能否不借端用兵，殊无把握。（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第13页。）二十五日，慈禧、慈安召开御前会议，奕譞强调民心宜顺，天津知府、知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宝鋆、董恂进行反驳，与奕譞语言相侵，慈禧、慈安为之排解。奕譞说：“素日无备，临事以“无可如何”塞责，自签订《北京条约》至今，又已10年，试问所备何事？结果，仍然照奕炘等人的意见办理（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
    二十七日，奕譞奏称：“现在夷船已陆续来津，……所求不遂，倏起兵端，所求果遂，国体荡然矣。臣有鉴于庚申，故自去岁至今，疏三上皆论及之，无如在事诸臣偏恃讲和，总未举办。”（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第32页。）
    奕譞等与奕炘等屡次忿争，未能争得上风，耿耿于怀，奕譞就一再请假、续假。十一月十八日，奏称：“屡次续假，惟粗陈伤疾，实非由衷之言也。第日前文祥至臣家视疾，谈次曾向臣云：如借病冀卸职守，是谓之负气，此言臣万不敢当，亦不甘当，且莫知其解，”他说他身疾缘心病而起，天津教民，正可复庚申深仇，结果遣戌贤员、杀戮义民、赔银偿楼，远递国书而已，“乃文祥未察臣疾原委，辄以负气责之，彼固言出无心，臣则不寒而憟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二十日，奕譞又奏“严饬秉政诸臣，尽除积习之因循，”不然的话，自己“即使勉强视事，依旧随波逐流，悠忽玩愒，负高厚而虚此生，既可耻亦可惜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二十二日，奕譞奏称：“所谓积习者，徇夷心之积习，所谓大局者，驱夷人之大局。”（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十二月十三日，奕炘等对奕譞进行反驳，奏称他们无时不以卧薪尝胆为怀，奕譞所称“驱夷”，“凡属臣工，孰不抱此积愤，……惟望中与外饷需十分充裕，兵力十分精强，制器、造船，在在权操必胜，正气足则邪气自不能干，届此确有把握之时，朝廷驭夷之策既可操纵得宜，臣衙门亦可借免指摘之加。”（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十八日，奕譞又有奏折，慈禧等召见奕炘等军机大臣，时间极长。又召见了惇亲王奕誴。奕譞请求罢免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慈禧等“温旨慰留。”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奕譞销假（注：《翁文恭公日记》。）。接着，即手缮密折递上，奏称他恭绎慈禧太后等不允许他退休之深意，在于时事艰难，同治帝尚未亲政，不愿使他置身事外，期望他有所补益。“苟非积弊太牢，争之数次，决难挽回，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太义，亦何敢遽求拜退？”“若一旦皇上亲政，臣下积弊已深，一味朋比蒙蔽要务夷务，更不可问矣。推原其故，委因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此格不破，将来皇上之前，忠谏不闻，闻亦不行，甚可畏也！”“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诤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岁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董恂一味媚外，若将董恂罢斥，不惟目前有益，将来皇上亲政之后，亦可少一壅蔽圣聪之臣，奕譞认为这些内容，皆不可使外人知者，建议存在宫中，随时查核，为日后证据。（注：《清代通史》卷下，第8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