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中，客家人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举凡上帝教的创建和发展，金田起义从最初的酝酿到形成燎原之势，太平天国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以及太平天国的文献用语、服饰制度等，几乎无一不与客家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客家人以其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
    谈到客家人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影响，首先必须叙述有清一代客家人在广西繁衍生息的概况。
    客家是中原汉民在历史上向南方迁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民系，有着自己固定的方言和生活习俗。客家人的南迁主要由于战乱、灾荒、人口膨胀以及迁官、经商等原因。据罗香林先生考证，历史上客家先民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迁移计有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不能悉计；至于客家人迁徙到广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时期。（注：参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刊《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崇正总会1950年版，第13、34页。）但据民国九年《桂平县志》记载，直至清康熙年间，因广西各地招人垦植，客家人这才成批地迁入广西。清桂林人龙启瑞所撰《经德堂文集》卷二亦云：“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在广西，这些客家人又被称作“来人”。光绪二十二年《浔州府志》就此解释道：“狼、僮曰土，广东惠、潮人曰来。”光绪二十年《贵县志》则云：“贵县土著，惟农、黄、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作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乡音不变也。”据此推断，“来人”主要指清初自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迁入的客民，“土人”则指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壮、瑶等少数民族和那些入籍已久反客为主的汉民。
    客家人移居广西后，或垦荒，或经商，在开发广西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桂东南地区的商人几乎全都是来自粤东的客家人，故民谚有“无东不成市，有烟则有东”一说；就连荒远偏僻的山区也有客民繁衍生息的踪影，一时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山不住客”的局面。（注：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随着客民的大量涌入和分布地区的越来越广，土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逐渐凸现出来，这就是广西社会所特有的“来土之争”现象。土客之间虽有合作、沟通的一面，但彼此毕竟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血缘、地缘方面更有着较严格的分界。宗法社会的农村大多一村一姓，客民迁移广西后，因只能耕种分散而又贫瘠的土地，除少数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外，同一家族大多不得不散居到各个村落去；即便如此，他们也往往“不与村众为邻，筑屋另居，男女力作，不变乡音”（注：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17页。）。 双方因生存竞争而引发出的磨擦则使这种隔阂和分界进一步明朗化、白热化，其争执的集点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上。
    清初的广西地广人稀，客民初来时土地问题尚不突出。但是，随着客民迁移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土客民自身的繁殖，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现象便日趋严重，进而导致土客之间为争夺耕地而产生激烈的冲突。有一则口碑资料就此描述道：“他们初来时，这里荒地很多，土人让他们去开荒。日后，来人越来越多，荒地少了，来人为了争土人的好田地，甚至杀死土人的事经常发生。因而来土互相仇视，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打起来，杀伤人命。”（注：《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于是，土客械斗便成为广西境内一大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规模之大，席卷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均属罕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动荡。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田州属之八角山，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注：民国四年《武鸣县志》，引自《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428页。）。道光二十八年（1848 ）发生在贵县北岸的土客械斗尤为惨烈，双方“杀戮相寻者五年，百姓流离颠沛，多遭掳掠”（注：光绪二十年《贵县志》，引同上书。）。
    这种民间大仇杀的背后实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是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广西而言，即使没有客家人的大量涌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日益膨胀，土地问题仍然会日趋尖锐，客家人的迁移只不过加剧或加速了这一问题的恶化。当时，从事土地兼并的不单是土著地主，还包括少数后来居上的客家地主，如贵县赐谷村占地最多的即为丘、温两姓客家人（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页。）。土客地主在经济上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的广西社会，吏治更加腐败，自然灾害频仍，天灾与人祸一齐压向困厄中的下层民众，人们被迫铤而走险，啸居山林，战后困遭裁遣而生活无着的水陆各勇也纷纷占山为寇，一时形成“盗贼”纷起的局面。日甚一日的土客械斗正是在这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总的来讲，越是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械斗最为频繁和激烈的地方，这些械斗大多由土客地主一手操纵，以血缘、地缘的界线各分营垒寻衅相杀，以满足自己对土地的贪婪欲望。因此，土客械斗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不同宗族和地域之间的厮杀，但是，它在本质上仍根源于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强取豪夺，是种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
    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土客械斗中，客家人往往处于劣势。他们在当地毕竟属于后来者，其根柢与土著人远不可同日而语，不仅人数较少，居住分散，而且在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上也远逊于土著人。间有少数客民在经济上抬了头，也往往很难赢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而官府通常在土客纷争中偏袒土著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种险恶的生存环境遂铸就了客家人勇敢剽悍、同仇敌忾的禀性，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暋不畏死”（注：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卷四“风俗”篇。）。于是，散居各地的客家人便以同族、同乡的纽带抱成一团，遥相呼应，以共同御侮，谋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