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奉命赶赴金田团营起义的各地会众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同年七月，贵县方面的队伍在石达开的率领下自六乌山口直趋贵县、桂平交界处的白沙墟，驻屯月余后抵达金田。前已说明，石达开是客家人，而当时教徒们大多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的。
    八月，陆川拜上帝会首领赖九、黄文金率众击退了清方练勇的围追堵截，于十月赶至金田。赖九、黄文金均为客家人。
    与此同时，拜上帝会成员凌十八于是年七月在广东信宜县家乡大寮等地聚众起义，与金田的洪秀全等遥遥相应。凌十八系客家人，其部属也基本上是客家人。（注：清两广总督徐广缙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奏折云：“查信宜县居民向分旧图、新图，旧图皆系该县土著，新图如大寮、莲塘多系广西种山客民。两图构衅寻仇，积不相能，已非一日。……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二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277页）。）这支队伍虽在赶赴金田的途中夭折，但在客观上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兵力，有利于起义声势的高涨。
    上述事实说明，在早期太平军成员中，客家人为数极多。此间被俘的几位太平军战士的供词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例如， 咸丰元年 （1851）六月在桂平县大宣一带被俘的李进富供称系桂平县鹏隘山人，祖籍广东嘉应州，去年八月偕杨晚（客民）合家十七八人一同前往拜会。（注：引自《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页。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咸丰二年（1852）六月在湖南道州禾洞被俘的邓亚隆系广东连州星子人，据称太平军于本月初攻打江华县城时计分为三队，“第一队头人朱亚三，年约二十余岁，客家声音，管带千余人。二队头人陈亚章，亦客家声音，管带一千余人。三队头人黄亚四，年二十七八岁，嘉应州人，管带二百余人”（注：引自《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页。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民国初年，一位对客家社会有较深了解的外国传教士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好比牛乳上的乳酪似的。”（注：〔美〕亨廷顿著 潘光旦译《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新月书店192 9年版，第50页。）这句话如若用来形容太平天国中的客家人是再恰当不过了。综上所述，太平天国中的客家成员可谓是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太平天国的领袖天王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宗教是由洪秀全、冯云山等客家人一手创建的；最早接受上帝信仰的李敬芳、洪仁玕等人均为客家人，其中洪仁玕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人物，总理后期朝政；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此外，拜上帝会的成员大多是客家人，金田起义的基本队伍也主要由客家人构成。从拜上帝会创建前后直到金田起义，洪秀全等主要在客家人居住区活动，主要借重了客家人的力量。客家人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二）
    正因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并且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如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起源，太平天国一些制度、习俗的形成，等等，均可从客家人的背景上追溯到其渊源。兹分述之。
    洪秀全等是抱着推翻满清、创建新朝的宗旨揭帜起义的，与以往白莲教和天地会系统的农民起义相比，他们的反满意识显得更为强烈。他们借助于宗教语言，直斥统治清朝的满人为蛇魔阎罗妖的妖徒鬼卒，以“杀尽妖魔”为己任。太平军每到一地，辄以恢复中土的口号号召四民归附，疾呼“誓屠八旗，以安九有”（注：《颁行诏书》“奉天讨胡”檄，《太平天国印书》，第108、110页。），矢志“为中华雪数百年未雪之耻，为祖父复数百年未复之仇”（注：《诛妖檄文》，同上书，第734页。）。“贼见旗人恒切齿， 目为妖魔专杀此”（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破皇城”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28页。），时人记载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形。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凡中土之人俱被称作“天人”、“华人”，反之，清朝统治者除作斥作“妖魔”外，还常被贬作“胡奴”、“胡虏”、“狗鞑”、“鞑子”，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这种强烈的反满意识与洪秀全等人客民出身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客家历史上的五次大迁移中，“前三次皆是因边疆部族的侵寇或入主，引起中国内部的骚动，而使其人不能不向南迁移，以求安全维系的”（注：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05页。）。在迭遭兵燹、颠沛流离的南迁过程中， 客家先民经历了种种磨难，付出了巨大牺牲，其劫后幸存者每当回首这段历史时，总感旧恨难消，种族意识遂代代相传，历久不释。因此，对于外族的侵扰，客家人比一般的汉人要更为敏感和痛切。满人入主中原后，客家义士纷纷在南方起师抗清，其中，明朝诸生练复宁、吴万雄两人自惠州入据花山（清朝后于此设置花县），招众屯垦，据险抗清。有学者考证，洪秀全、冯云山的先祖正是应练、吴两人之招自嘉应州等地迁居花县的。（注：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6-27页。）
    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也与客家人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连。就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同一年，洪秀全旨准颁行了《天朝田亩制度》。这篇重要文献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问题，它提出了“田产均耕”的设想，推出了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规定分田不论性别，只有年龄大小的差异，凡天下田按其好丑分作9等，分田时每户杂以9等，多寡相济，丰荒相通。这种设想虽然因其浓厚的空想色彩而无法付诸实践，但却具体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阶级所能提出的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方案。前已说明，土地之争是引起土客械斗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于这种“乡邻互杀”、“尔吞我并”的丑恶现象，洪秀全有着深切的感受，这无疑会成为他设计土地方案的着眼点之一。《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正从根本上触及了导致土客陵夺斗杀的根源，具体体现了洪秀全人人相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至于“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此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的规定，与客家人的生存背景也不无关系，这正是他们迁移生涯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