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太平天国历史上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和现象，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客家人独特的历史背景上追溯到其渊源。
    客家人“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的意识极为浓厚。当他们迫于外力迁移他乡时，往往将先人的骸骨也一同随迁，兄弟分手时亦必分抄族谱，以待他日敬宗睦族，而且无论迁徒何处，均不改乡音。因此，在客家社会，人们十分重视“光前裕后”的使命，每每以耕读之家自勉，期望他日能重振先祖遗风，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氏族谱中录有宗祠的一副对联，正反映了这种意识：
    由嘉应徒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
    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复敦煌之遗风。
    这就不难理解，洪氏族人当初何以会对洪秀全抱有那么大的期望，洪秀全又何以会如此眷恋仕途，从16岁到31岁间连续4 次参加科举考试，乃至在屡试不中后精神恍惚，病倒床榻。我们也更能体味到洪秀全因强烈的成就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而产生的失望、迷茫、怨恨的心态。
    客家在谋取生存时，必然会遇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压力，惟有意志坚定、出类拔萃的人才能顺利地完成迁徒，并在异乡站稳住脚跟。在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外力刺激下，客家人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富有开拓、 冒险的精神。 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言：“当他们移徒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的有才干的。”（注：《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第110页。）在洪秀全、 冯云山身上，我们对客家人的这种特性可以领略到一二。洪、冯决计离乡云游布道后，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游历了十数县，后转赴八排山区，在瑶族地区的崇山峻岭间跋涉，接着又逆西江而上，出游广西，因沿途人烟稀少，村乡疏落，他俩仅能在偶遇一茶寮时买几块糖饼充饥。洪秀全自桂返粤后，冯云山又独自一人来到紫荆山区，当短工，教私塾，惨淡经营数载，终于打开了局面，手创了拜上帝会。在二次入桂与冯云山见面的途中，洪秀全的行李银钱被抢劫一空，窘迫得每日仅食一餐，后遇路人襄助数百文，方辗转抵达贵县赐谷村。（注：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官书后来就此郑重地记上了一笔，称冯云山前随天王邀游天下，“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别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注：《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2页。）。洪、冯这种冒险、 开拓的精神和非凡的毅力显然与客家民风的熏陶有关。
    徐旭曾《丰湖杂记》有云：“客人多精技击。客人之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相率练习拳脚刀矛剑梃之术，即昔人农隙讲武之意也。”（注：引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182-183页。）迫于生存御诲的需要，客家人大多果敢尚武。这种遗风在太平天国中客家成员的身上也有所体现，西王萧朝贵即以“勇敢纲（刚）强，冲锋第一”（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2页。）著称。 参加首义的客家人中也涌现出不少能征善战的骁将。例如，原籍广东嘉应州的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在攻打南京和援救扬州宋军的战役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原籍广东惠州，是西征战役中最著名的一员战将，后在湖北城陵矶因孤身冲入敌阵战死，辛酉十一年（1861）被追封为沁天义。国宗石祥祯、石镇仑（石达开的哥哥）也是著名的虎将。祥祯外号“铁公鸡”，后在天京郊外生擒敌将张国樑时阵亡；镇仑则在湖北半壁山的一场鏖战中战死。罗大纲，广东潮州府揭阳县人，官至冬官正丞相，原为天地会首领，后率众附义，曾先后镇守镇江，经略皖、赣，战功卓著，威震八方。吴如孝，广东嘉应州人，在罗大纲调归天京后曾扼守镇江、瓜洲达2年之久，后参加了三河战役、 援救安庆战役等，官封顾王，壬戌十二年（1862）在皖南祁门阵亡。堵王黄文金，人称“黄老虎”，曾镇守湖口达3年之久，屡挫湘军，1860 年冬率部大战祁门时逼得曾国藩几欲自杀，后在转战途中病死。首王范汝增，原籍广东惠州，是后期经略浙江的主要战将之一，曾与黄呈忠一道率部攻克宁波，并有力地抗击了英、法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弃守宁波后复率部攻占慈溪，击毙常胜军管带、美国浪人华尔，天京沦陷后率余部联合捻军四处转战，直至最终在山东寿光县战死。
    （三）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不久， 先期病逝的洪秀全的尸身也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挖出焚斫。上帝神话连同天堂之梦遂在烈火与烟焰中化作灰烬。
    以两广客家人为领袖和骨干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部悲壮的活剧所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深沉而又久远的。就在洪秀全抱憾而死的两年后，孙中山诞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客家家庭。这位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领导了一个全新的运动，最终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亲手缔造了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