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鼎新、张晓波、朱英等学者对1928年以后商会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就是“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适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一体化社会，认为国民党政府权力全面渗透、有效地组织并控制了整个社会，因而在中央权力之外，任何影响秩序的社会力量都难以存在。
    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看法。Parks Coble Jr指出：“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他们在1927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所享有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注：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只有Joseph Fewsmith 运用“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上海商会作了研究。他认为，1930年上海商会的改组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社会的尝试，目的是给予商会及其它社团以垄断性的利益代表的资格，作为对它们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服从及合作的回报（注：Fewsmith,Josep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inthe RepublicChina: MerchantOrganizationsandPolitics in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p.164.）。但Fewsmith也承认，在独裁政权之下， 合作主义的架构是无法真正运作的，商会“不仅不能发挥上达意见和参与政治的功能，甚至成了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注：Ibid,p.202.）。
    极权主义模式真能圆满解释并概括1928年以后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状况吗？至少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刚取得全国政权，基础远未稳固，它的权威面临着中国共产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其它种种内政、外交问题也对它造成极大困扰。在面临重重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下，国家对社会的强权控制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商会作为当时中国的一股根基深厚、实力强大的独立社会力量，国民党政权对它更是难以实现极权主义控制，即使可以，也只有在南京、上海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枢或接近统治中枢的地域，以及国民党基层势力强大的少数地方（如北伐的根据地广州）才能实现。至于当时国民党势力较弱的中国其它广大地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呈另一种形态，这种形态也不是仅采用“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就能解释的，究竟如何，有待于研究者继续探索。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商会仍应有其发展余地与生存空间，仍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
    由此便引发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我们知道，天津和上海这两大商会一向是研究者的热门选择，而在地理上，天津邻近北洋时期的首都北京，上海邻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南京。目前的研究和有关资料已经表明：在北洋时期，远离北京政府的上海商会在政治上的作为以及自主性，比天津商会不知要强多少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所决定的，而且，天津的长芦盐商正是北洋军阀的经济支柱。但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上海商会遭到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的严厉控制，变得无所作为，而远离南京政府的天津商会，在政治上的作为和自主性虽然不及北洋时期的上海商会，却比同时期的上海商会要好得多。当然这除了时空差距以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华北地方实力派及北洋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这就进而引发出了笔者的一个构想：如果分别对两个时期的上海和天津商会作详细的比较研究，会不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呢？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可以为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学术课题带来突破性进展的。
    2.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尝试
    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最强大的社会思潮，这既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后，中华民族饱尝屈辱、亟思雪耻图强的真实写照，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变革在思想文化层次的集中反映。这股思潮最后自然凝聚为一个强烈的要求：把中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跻身世界强大民族之林。这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当然这个愿望和要求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所谓的物质条件，即国家的天然资源和为工业化积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而相对更重要的所谓社会条件，则是指拥有一个领导全国人民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集团和一个占有社会多数财富、能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作出实际贡献的经济精英集团。
    那么，192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上述两个精英集团？答案是肯定的。北伐战争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就是这样的政治精英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声称，要按照孙中山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三步骤，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进程。
    而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至1928年左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已拥有2000个商会团体、数万个同业公会、数十万商会会员。各地商会的全体成员往往占有当地60%以上的社会财富（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4页。）。从任何角度去衡量， 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都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精英集团。这个经济精英集团同样拥有把中国建设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并有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作出实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