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9 年里，虽然中国面对重重内忧外患，但相对于近代中国的其它岁月，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仍然算是相对和平及稳定的，这就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赢得了一段最起码的时间。
    但是，虽然当时中国以国民党为首的政治精英集团与以商会为首的经济精英集团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方面怀有共同愿望和要求，但从这一愿望和要求出发，双方在认识上和利益上不可能完全一致。在许多事务上总是既存在共同点，又有着分歧和差异，这就导致两大精英集团形成了一种既一致又冲突的矛盾倾向，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
    这一矛盾倾向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它表现为政治精英集团力图实行极权主义统治与经济精英集团希望建立合作主义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一致与冲突。
    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汲取苏联一党专制的治国经验，实行“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对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目的在于强行组织并调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应付对其统治权威的挑战及从事现代化建设，然而这势必引起当时以商会团体为首的独立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弹。鉴于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以商会团体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其实并不反对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也绝不认同当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高压政策，它希望在承认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利益表达的机制，争取本身的代表地位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后来的事实表明，商会团体在这场较量中赢得了胜利，国家与社会之间实际建立的是一种“国家合作主义”的制度。
    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它表现为政治精英集团力图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精英集团希望维护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与冲突。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在如何从事经济建设方面，两大精英集团之间也出现了与政治层面类似的一致与分歧。本来，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关税自主、提倡国货等措施，对发展民族工商业十分有利，颇受资产阶级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国民党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却是“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亦即国家要在经济现代化中担负重任。1932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稍后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开始筹措国家资本，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建设。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国家金融资本的扩张，国民党政府以发行债券、改组银行、改革币制等方式，逐步把私人资本从金融体系中排挤出去，垄断了金融业。接着，站稳了脚跟的国家金融资本以各种方法向私营工商业渗透，至抗战爆发前夕，中国的许多大型私营企业，特别是经营运输和通讯事业的一些私营大公司，都已收归国营或拥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股权。国家资本无孔不入的侵蚀严重威胁着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给这一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稳定的变数。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它表现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会替代性行政管理职能之间的一致与冲突。
    这实际上与前两个层面的一致与冲突存在联系。国民党取得政权后，首先要做的便是按照“党治国家”的模式，建立并强化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是社会局的建立，大大加强了政府的市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同时配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然而众所周知，由于1928年前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很多应由政府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实际上是由商会代替行使的。国民党政府加强行政控制的后果，便是与商会的替代性行政管理职能造成直接性的职能重叠，这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不过，由于商会势力根深蒂固，而且并不想挑战政府的权威，加上国民党政权本身基础未稳，对很多地区、很多事务鞭长莫及，需要借助商会的力量和影响处理行政事务。因此，除了在国民党有效强力控制下的统治中枢与周边地域难以做到，在其它地区双方都能做到互相妥协，协调一致。事实上，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许多重要经济政策，如币制改革、税制改革等都是由商会具体组织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