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过所公验管理
    边疆军事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一样也有管理过所、公验的职责。一般来说边镇都是军事要地，而且是与外蕃交通的孔道，出入境的蕃客甚多，人员复杂，因而在过所的发放、勘验中也就格外严格。
    唐代的西州是中西交通枢纽，为商胡客贩及僧侣等各色蕃人必经之处。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2月第一版。）是反映边镇管理蕃客过所的一份珍贵资料。本案卷共有四段，残存者计58行。它记录了当时有两批西胡商人在西州申请过所的情况：
    一批胡商四人为：康尾义罗施、某钵、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他们四人“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即从西部进入唐境，路经西州，打算向东至长安进行贸易。但是他们“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因此他们在西州都督府受到盘查，文书即为西州有关官员讯问他们以及他们“请乞责保”的记录。
    另一批胡商也是四人，他们是：康纥槎、某潘、某达、某延。他们也同样“被问所请过所，有何公文？”他们承认从西边而来没有向“汉官府”请得过所，因而“并请责保”。经过调查审核以后，上述八人中有四人，即康尾义罗施、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纥槎，以及另外一位何胡数剌（即昭武九姓之何国人），一共五人获得批准。他们请了五个胡人作保，以担保他们“不是压良、假代等色”，并承担日后如有不实则“受依法罪”的责任。
    从这个案卷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边镇的西州都督府，负有在中西交通要道勘验、发放过所的职责。这里是蕃客来往频繁的孔道，客流量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因而其检查工作是相当繁重的。而他们在盘查过往蕃客尤其是商胡时又是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表明唐代的对外开放是与严密的外事管理政策和措施相结合的。
    七、互市与蕃舶管理
    唐代边疆地区的对外贸易有两种类型，在内陆地区采用边境“互市”方式，在东南沿海为“蕃舶”贸易。
    边疆军事机构设有一套互市官员，开元年间之《唐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注：〔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第六》“大都督府”条，长春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因而边境军事机构也常利用其地利条件而开展互市活动。《旧唐书》卷185 下《良吏传下·宋庆礼传》载，开元年间宋庆礼为营州都督，“招集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通过互市而繁荣了营州的经济。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不少关于边镇通过互市进行马匹交易的记录。阿斯塔那188 号墓所出《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文书一件， 其内容如下：
    〔前缺〕1九日2三姓首领胡禄达干马九疋，一疋州拾匚
    □疋各柒匚3三姓首领都担萨屈马六疋，疋别匚4右检案内去十一月十□得上牒请纳马，依状检到前官匚6□□上李大使，请匚
    〔后缺〕
    这个文书反映了当时西州都督府与三姓首领进行马匹互市的情况。从这件文书以及在吐鲁番出土的其他市马文书中可以看到边镇对于互市管理的一些情况：（1 ）这件文书称“去十一月十六□得上件牒请纳马”云云，表明在进行互市之前须经申请并得到批准，方能进行，并非随意进行。（2）这件文书称“依状检到前官□□□牒上李大使”云云， 表明在互市之后须向有关上级报告。（3 ）从上文所引同墓所出《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可知互市之时要开具收据，写明马匹数量及价钱。必要时还由官方之译语人代为书写。由此可见边镇对于互市的管理是相当严格和完善的。
    东南沿海之都督与内陆地区不同，其掌管对外贸易主要通过管理蕃舶而进行，因为这些地方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舶进行的。在唐代中后期，广州等东南沿海之蕃舶管理是由地方行政区划“道”的长官节度使负责的，而在唐前期则主要是由边疆军事长官都督负责。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广州都督路元睿因管理蕃舶时侵刻过甚， 引起蕃商不满而被杀。蕃商把愤怒的矛头集中于广州都督，可见是由广州都督负责蕃舶之管理。路元睿事件之后，王方庆被任命为广州都督，《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称他“在任数载，秋毫不犯。”所谓“秋毫不犯”，主要是指其在管理蕃舶贸易中廉洁奉公，不侵犯外商利益。据《新唐书》卷116《王綝传》载，故“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下诏赐瑞锦、杂采。”广州都督对蕃舶之管理情况，与唐代中后期岭南节度使之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兹不复赘。（注：参见拙著《汉唐外交制度史》第十章，第一、四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