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行买办到召商买办，除了顺应全国性的徭役折银化的趋势外，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⑤官府在收到折色后召商买办，召买本应是政府与商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但由于存在估价偏低、拖欠价款等弊端，商人不但难以从中谋利，还经常蒙受重大损失，导致铺商不愿应召买办。不得已，官府在征收免行银之后，依恃国家权力，仍将买办之役强加于铺户身上，强迫商人买纳物料，以致铺户不但未能从徭役中解脱出来，反而在交纳免役银之外，又成为召买的主要承担者，可谓役上加税。
    嘉万以来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京城体现在城市经济的凋敝，铺户为躲避买办之役，逃离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铺行制也随之受到破坏。随着明末国家财政日益捉襟见肘，佥报铺商买办不再是为了其服役，更主要的是要被佥报的铺商垫资采购国家所需物料，尤其是军需粮草。崇祯朝经官员们一再请求，朝廷同意停罢“佥商”而改行官买，铺行制度走向了瓦解。
    可见，铺户作为明代北京城市居民的主体，必须将其与王朝对城市居民的管理体制--坊铺制和铺行之役--联系起来，方可完整理解其内涵，即铺户是城市坊厢牌铺体制下的居民承担为官府采购物料时的专门称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铺户”等同于城市中开张店铺的工商业者，因为铺户制度的本质是官府控制城市劳动力和财物的制度。只有清楚了解这个事实，我们才能理解铺户的赋税负担不只是商人所承担的商税，同时徭役中的买办也并非专门针对商人。要成为生活在北京坊厢体制下的铺户，户籍登记是前提，而定居在京城并有一定产业是入籍京师的关键。在史籍中很多地方都有有关铺户的记载，只有结合具体的材料，并在具体的时空下讨论，我们方能对明代城市的铺户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城市赋役制度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认识。
    ①如彭雨新：《明清时期的铺户作坊和资本主义萌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5-219页；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9-449页；傅筑夫：《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87-492页；唐文基：《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赵毅：《铺户、商役和明代城市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②详情参见余清良：《明代“乡”、“区”、“坊”、“厢”、“隅”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明史研究》第1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③笔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参见胡海峰：《明代北京铺户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高寿仙也考察过明代买办历时性变化，参见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④高寿仙认为是军户的优免杂役权利成为其拒绝买办的理由，参见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⑤这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首都的地位以及16世纪国内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参见吴承明：《16至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原文参考文献：
    [1]李二苓：《1978年以来的北京史研究综述》，《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2]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3]许敏：《关于明代铺户的几个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8-196页。
    [4]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高寿仙：《市场交易的徭役化：明代北京的“铺户买办”与“召商买办”》，《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
    [6][28][33][34][53][68][69][71]沈榜：《铺行》，《宛署杂记》卷1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3-106页。
    [7][8][3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9]李默：《客座新闻》，《孤树裒谈》卷1，《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191页。
    [10][16][36]《宣宗实录》卷13、88、3。
    [11][13][40][41][42][43][46]《宪宗实录》卷55、81、135、135、260、1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