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出现的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分田劫假”和“与田户中分”之类的租佃关系。隋唐时期，无论在公私土地上，租佃关系均有所发展。介于两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怎样，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呢，还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呢？长期以来，庄园经济论较为盛行，其后则有田墅经济论和田庄经济论。三者之间虽然有些区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集中经营是本时期地主阶级处置其土地的主要方式。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本时期地主经营其土地的方式，既有集中经营的庄园或田庄，也有租佃方式，但无论在地主土地上，还是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均占主导地位。本时期的租佃关系确实有其特征，租佃者的身份地位普遍低落，人身依附关系加强，继秦汉封建法令中的良奴之分，此时出现了良贱奴三者之分。其中的贱，就是地主的依附民和官府的依附民。受此影响，贫困农民或逃避赋役的农民以投充的形式成为租佃农民后，身份地位急剧低落，我们称之为非法依附民。他们是租佃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里先讨论地主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当另文撰述。有关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论者甚多，本文只是约略涉及，不再展开，以便集中在租佃关系上进行讨论。
    一
    在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中，有两桩“借”田事件颇堪注意。一桩出现在汉末魏初，一桩出现在北朝后期。跨越三个多世纪，包罗了魏晋南北朝的一首一尾。今先抄录再作分析。
    《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说：“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
    《周书·寇儁传》说：“永安初，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长史以下，以椿势贵，皆言椿直，欲以田给椿。儁曰：‘史底穷民，杨公横夺其地，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见使雷同，未敢闻命。’遂以地还史底。孝庄帝知之，嘉儁守正不挠……其附椿者，咸谴责焉。”长史以下所以皆言椿直，关键是杨椿坚持这块田地是“借”的。不过，《魏书·杨播传》的记载与此稍有出入，“借”田的不是杨椿，而是其兄杨播：“授安西将军、华州刺史，至州借民田，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 披诉积年”。既然说杨侃“等”“披诉积年”，必有杨椿参加。因为这一家是以“不异居、异财”，“昆季相事，有如父子”闻名于世的。所以实际上是杨椿以司徒之尊代其兄杨播打官司，最终杨椿败诉，说杨椿“直”的官吏都遭到了谴责。
    任嘏没有向邻居收租，杨家也决不可能向穷民史底缴租，表面上这两件事看不出什么租佃关系。但任嘏说邻居没有“擅耕”，是他“借”给的，抱不平者就此无话可说。杨椿坚持其兄是“借”田，只要成立，便可为其兄翻案昭雪；阿谀奉承的官吏也就认为“直”在杨椿一边。他们目的不同，用意有异，为人开脱或为己辩解都牢牢扣住了一个“借”字，岂非说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民间还是官府，都认为“借田”是合理合法，天公地道的吗？而这正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租佃关系盛行的一种反映。因为租佃关系的产生，恰恰是从借种他人田地开始的。借种田地，向田主纳租，这就是租佃关系。它确立于秦汉，到此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实经济生活中又普遍地、大量地存在，才会在民间和官府形成合理合法的观念。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租佃关系更多地以投充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借田毕竟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投充只是其变相而已。
    如果说上述借田只是租佃关系的推论，那么下述史料是确实可以看到租佃关系的。
    《晋书·李特载记》载，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朝廷及地方官吏勒令他们限期返回故乡，“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华阳国志·大同志》有关李特起事的经过，与《晋书》大体相同，有关“佣力”却略有小异：“随谷佣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有的同志诠释“随谷佣赁”为“哪里有粮食吃就到哪里当雇工”（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631页。）。 唐长孺先生据“求至秋收”认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农而是当佃农”（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8页。）。 我们认为既有雇农，也有佃农，而且是以佃农为主。就文义而言，“佣力”讲的是雇农和雇工，“佣赁”则既有雇农、雇工，也有佃农，这里应以佃农为主。因为大凡佣作，大都是按日计酬，随即领取的。如三国时的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日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注：《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管宁传》注引《高士传》。）扈累“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注：《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管宁传》注引《魏氏春秋》。）。又如刘宋时的郭原平，“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炊”（注：《宋书》卷九一《孝义·郭世道附子原平传》。）。正史中是这样，杂史中也是这样。如《高僧传·亡身》记载，释昙称在彭城“佣赁获直，悉为二老福用”。可见这是当时通行的惯例。只有佃种土地，才须“秋收”“冬熟”方有收获，所以唐先生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何况这支流民队伍有“数万家”“十余万口”（注：《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之多，他们进入梁益二州后，分布在梓橦、广汉、蜀郡和犍为四郡，以成都平原居多。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全盛时，这四郡合计不到9万户，约58 万左右人口（注：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平均每户6.4-6.6人。）。流民即便以10万计，也已为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上下了。在成都平原，比例将会进一步增高。若非租佃关系，是极难容纳的。因为租佃制下，佃种土地的多寡，具有相当大的弹性。退一步讲，即便他们大都是雇农或雇工，也必须以这里租佃关系盛行为前提。如果是集中经营，想在短期内就容纳这么多雇佣劳动力，也是决无可能的。
    若是梁益二州因“佣力”“佣赁”诠释的不同有所歧义的话，汉中地区就明朗得多了。《晋书·张光传》记载，张光发兵讨伐杨武和李运等统领的流民的借口是：“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佃农”，大概应以“佃租土地从事农耕”这样的诠释较为合适了吧。这支流民群有“三千余家”。《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全盛时汉中有“户一万五千”，流民相当于当地居民的20%左右，他们流入后，官府要求他们立刻“佃农”，否则便是罪不可绾，必须讨伐，岂非说明这里盛行着租佃的关系。
    此外，在吐鲁番文书中，有编号为66TAM62：6／1和66TAM62：6／4两张文书，记载了翟强和一位叫绩（责）的人因共治六亩葡萄而打官司的事。这是两张残缺文书，但文书中“要”字甚多，且有“绩蒲陶六亩与共分治”，“蒲陶三分枯花”，“强家理贫穷”，“绩辞索诉”，“要从大例”等语。胡如雷先生《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注：载《文物》1978年第6期。）一文， 参照同时的其它文书，对此进行了考索论证，指出：1.时间为十六国后期。2.“要”字的含义是契约。3.所谓“共治”是翟强佃种绩的葡萄园。4.因葡萄枯花减产，双方在分配上发生争执而打官司。最终断言这是“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这两件文书是打官司的申状，并非契约原件，因此是否契约尚可讨论。但上述考索及指出翟强和绩之间是租佃关系，我们是同意的。值得一提的是“要从大例”这四个字。所谓“大例”，应是指当地的惯例，如租佃纳租和减产减租之类。只有吐鲁番地区盛行租佃关系，才会出现这种习惯法，否则不会用“大例”二字概括租佃纳租及减产减租之类的内容。
    一般而言，吐鲁番地区租佃关系的发生和发展，要比凉州和中原稍许迟后一点，或者说受凉州或中原的影响。凉州地主是否用租佃方式来经营其土地，此处暂时存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曹魏统治时期，凉州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相当发达。《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他出刺凉州后，“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我们知道，曹魏民屯是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地方官吏无权处置民屯。同书《仓慈传》注引《魏略》说，京兆太守颜斐和长安典农是“各得其分”，正说明曹魏民屯官吏和地方官吏各司其责，严格区分，互不干涉。所以这里的“募贫民佃之”，不是募贫民屯田，而是募贫民佃种国有土地。即便是民屯，那也是租佃关系（详见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