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必须强调，寺院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及其依附民大多来自投充，完全是从世俗地主那里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投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法依附民的主要来源。所以如此，原因基本上是二条：首先，长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乱使自耕农难以为生，被迫以极高昂的代价投奔大族或坞堡主的门下，求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其次，也是最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及士族合法占有依附民后，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从复客赐客制和给客制的实施就开始了。所谓“复”，《汉书·高祖纪》载颜师古的诠释说：“除其赋役也。”“赐”与“给”的含义与此相同。《晋书·外戚·王恂传》说：“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前文的“客户”和后文的“田客”显然是同义词，“小人惮役”表明，投充贵势门下为田客，就可以免除赋役。西晋的荫亲属和荫客的规定，将这一特权普遍化。《魏书·食货志》说：“荫附者皆无官役”，《隋书·食货志》说被荫者“皆无课役”，表明无论南北，都继承了这个制度。寺院地主也享有这一特权：“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注：《广弘明集》卷二四《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两汉田租是三十税一，表面看来似乎很轻，加上口赋、算赋、徭役和兵役，就非常重。早在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们就指出，当时赋役的总量为“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注：《盐铁论》卷三《未通》。）；王莽在推行王田令时也说“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即赋役额相当于农户全年收入的一半。仅法定额的征收，农民的负担已如此沉重，而封建政府完全按照法定额征收的时间往往是少而又少。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按照法定额征收固然有，更多更大量的是超额征收，临时性的摊派和征发则无穷无尽，赋役的总量已远非“中分其功”或“实什税五”可以概括。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尚且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豕之食，时逢乱世，这也难以维持了。对比之下，成为租佃农民，“见税什五”，还可以维持其奴隶般的生存条件，这便是“多乐为之”奥秘的所在。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投充士族、达官贵人或寺院地主门下，是个体农民逃避赋役，求取奴隶般生存条件的主要途径之一。众所周知，除复客赐客数额甚巨外（注：东吴享有复客赐客特权的人数有限，故可达二三百甚至更多。若官吏们都享有此特权，就不可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封建政府必须控制编户齐民，确保取赋役收入。），给客和荫客都是有限额的，这极难满足地主们的贪欲，他们总是力求扩大其土地占有及奴役对象，两者结合，势必使投充的形式成为其依附民的主要来源。“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表明，投充者的数量已为合法依附民的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此类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未见减少，而是愈演愈烈。在北方，“或千丁共籍，或百室合户”（注：《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注：《通典》卷三《食货·乡党》。）；或者像《通典·食货典·丁中》所言“多依豪室”；少的也是“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注：《魏书》卷五三《李冲传》。）。在南方，“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注：《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百姓不能堪命……或依附于大姓”（注：《梁书》卷三八《贺琛传》。）；“多依人士为附隶”（注：《南史》卷五《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注：《陈书》卷五《宣帝纪》。）等等。“依”、“庇”、“附”、“依附”这类词汇，岂非是投充的最好说明，乃至“全丁大户，类多隐没”（注：《陈书》卷三四《文学·褚玠传》。）。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他们属于非法依附民，封建政府经常通过整顿户籍、土断、括户、大索貌阅或输籍法之类措施，企图将他们全数清查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那么地主是如何处置这些非法依附民的呢？《通典·食货典·丁中》的记述相当具体：“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坠繁，奸伪尤兹。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对此，杜佑特意加了一个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难看出，在杜佑心目中，“浮客”、“流冗”和“佃家”与汉代租佃农民并无什么区别。杜佑是中唐人，娴熟历史，尤谙典章制度，十分注意社会经济问题，故把《食货典》列为其名著《通典》之首。唐代公廨田、职田和官田大都“借民佃植”（注：《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或“抑配百姓租佃”（注：《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因此，他对“佃家”这个名称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使用也是确切的。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初推行大索貌阅后，“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举并没有将隐匿人户和浮客全部清查出来，只是在推行输籍法后，才达到了“奸无所容”的目的。所以杜佑说：“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注：《通典》卷七《食货·丁中》。）汪篯先生统计，隋统一全国后，实际人户应为六百万左右，其中脱漏户籍者为二百万左右，是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清查出来的（注：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隋代户数的增长》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他们中大多数是“浮客”，那么在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户是租佃农民。“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似乎是指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时的情况，其实均田制实施前及北魏后期远比此时严重。魏孝庄帝时，宋世良充任河北括户大使，“大获浮惰”。孝庄帝嘉勉说：“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注：《北齐书》卷四六《循吏·宋世良传》。）此处的“浮惰”，显然与《通典》中所说的“浮客”和“流冗”是同一含义。按孝庄帝的口吻，北中国租佃农民在全部人户中，竟占二分之一上下了。
    《通典》有关浮客的叙述，主要源自《隋书·食货志》。像北方那样的浮客，南方也有，只是名称不同，称作“浮浪人”。他们自东晋起就存在，“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封建政府之允许其合法存在，与北来流民大量拥入，侨州郡的设置，及无遑也无力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有关。他们在法律上还是良民，还有课输义务，但比一般编户齐民轻得多。他们可能是没有户籍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更多的应是“庇大姓以为客”者，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大都与“庇大姓以为客”者一样，是租佃农民。加上前文所讲的投充者，那么在南方，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不会比北方少多少。
    在投充者中，有无地少地的农民，“全丁大户”肯定是有土地的。无地农民投充后，佃种地主土地自不待言，有土地者投充后，其土地怎么办？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除了将自己劳动所得无偿地奉献给地主外，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土地，才能获取地主的庇荫。其二，只要年年奉献劳动所得，便得获取庇荫。如果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作为提供庇荫的条件，农民不见得那么“多乐为之”。因为在封建时代，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无需多言，更何况地主所提供的庇荫也是不稳定的。史籍所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步骘和卫旌避乱江东，种瓜为生，他们生息之地恰值焦征羌的势力范围。为求取焦征羌的庇护，自认身份地位低于焦征羌，无偿地奉献了他们所种之瓜，并没有涉及到他们的瓜地。《梁书·良吏·沈瑀传》说：余姚“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这里的互相庇荫，显然是指规免赋役，不存在土地的转让。《通典》所言在封建政府减轻赋役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也应以保有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为前提。如若他们已丧失了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不可能“悉自归于编户”的。也就是说，有地的农民投充后，较大的可能是保有其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