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拳坛上法附体有没有用药物而致狂迷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众多的团民在上法前须饮符水。台湾学者戴玄之先生认为，符是用朱砂写的，吞符是要将符烧成灰和水吞下，自然也就吞进了朱砂。所以也有使团民发生精神变态的作用。（注：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93年版，第26页。）按朱砂的成分是汞，微量朱砂有安神作用，如果书符用砂较多，有可能破坏人的肾脏功能而引起汞中毒症状。据现代中医临床经验，这种症状通常表现为泌尿系统障碍，未必产生精神变态。故团民服砂后的迷狂是否有受心理暗示抑或所服符内含有别种药物成分，尚有待明者考证。但有关资料证明，义和团中确有一些神经质的或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的成员，象山西介休拦驾而遭诛杀的团首郭敦源就是典型的一个。时人记载“因练拳而致邪祟附身，竟成疯癫者，传闻藉藉。”（注：《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38页。）可能是习拳者原本就有轻微的精神病， 经过附体仪式的气功诱导，遂成“走火入魔”--不过这样一来，其降神巫术就更接近巫者了。其余的多数人很象是一种初学气功的气功态，台湾戴玄之先生称之为一种受催眠暗示的催眠态。（注：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台湾，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93年版，第25-30页。）
    第二种降神巫术是理智清醒型。也就是说术者在降神附体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中描绘的只改变声调“做出种种怪态”的下神妇人，就属于这一类，不过这种巫者相对较少。据时人记载，义和团拳坛上法，一般成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流沫喘气”，而有所谓“明体者”，则“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错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注：《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71页。 ）本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进行义和团调查时，原拳民叙述他们上法附体是这样的：“附体前，用一块黑布包头，结了两个大角，头中心的额门有一个帖，上书老夫子（老祖师）的名字，坐一回儿，突然喊起了老祖师的名字，接着就教徒弟传枪传刀。”（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0页。 ）这种一顿足式“坐一回儿”就来神的降神者，虽然简单快捷，但由于请神过程过于草率，神态与常人无异，其神秘性也相应减低了，这种简易降神法适合那些心理过于正常的人，不论如何诱导，也出不来“气功态”，所以只好自诩“明体”或“缘体”了。当时老百性讽刺这种不能进入迷醉状态的降神为“假请神，瞪个眼，弗拉弗拉的把气喘。”（注：宁津县调查材料，《义和团史料》，第 978页。）可见，这种清醒型的降神在乡间的吸引力不大。人们还是认可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才是真正的神灵附体。巫术，必须有“异状”才有足够的神秘性。
    农村日常的降神巫术，实际上是一种招神（魂）术，术者自认为能通过一定仪式将神、狐、鬼、怪“招来”，通过术者之口，表达一定的意愿；通过术者之体，做出一定的动作。作法的目的不同，所招的对象也相当广，从神仙佛祖，到狐仙鼬怪和逝者的魂魄。支配降神巫术的意识，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神力的企望，类似于宗教信仰意识，但骨子里却是认为人可以支配神灵鬼魂的巫术思维，而有别于人听命于神的心态，在术者思维里，真正的主角是他自己。
    在义和团运动中，降神巫术的泛化，已经没有了求巫行巫的区别，上法的团民，既是求巫者，也是行巫者，受到巫术思维和宗教思维交互作用的支配。惟团民的主角自信要比巫觋小，而对神灵的崇信程度却要比巫觋高得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农村一般巫婆神汉所降之神杂芜其类，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狐仙鼬怪这种“神格”低下者，而义和团所降的却大都为神勇英武，聪明正直的“正神”。巫觋降神附体主要是代言，而义和团所要求的却是通过这种仪式，“传递神力”，即将神仙之神力转移到义和团之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法附体也可以说是义和团团民们效法古代英雄的仪式。
    （二）黑巫术
    黑巫术在中国被称为魇蛊之术或魇胜之术，是专门用来诅咒伤害敌手的一种巫术。这种巫术在初民阶段常常公开施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则一般转为秘密行为。在中国农村，这种巫术尽管是隐蔽的，但农村中又几乎人人知道它的存在。
    黑巫术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模仿巫术，其施用对象只限于人类，而且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即通过对他人的仿形物施用各种诅咒和伤害，来达到伤害敌手的目的。总之“在举行（巫术）时一定要有些东西代表着仇人，而这些东西和它代表须相似，相近或是它本身的一部分。”（注：[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由于这种巫术过于阴毒邪恶，既不合乎正统思想，也不容于乡里道义，据笔者所见的材料，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公开地大规模地施用黑巫术的现象。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这种原先处于隐蔽状态的黑巫术得以公开露面，而且成为以毒攻毒，即对更阴毒更邪恶的洋人的制胜手段，因为洋鬼子是十恶不赦的、志在灭亡中国的最凶悍敌人，传教士则早被判定是从事挖心剖肝、摘人眼珠、淫人妇女种种“邪术”的“非人”，对付“邪术”和“非人”，即使采用阴毒的手段，也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支持。运动期间，农民针对洋人所施用的黑巫术，一种是拟形的，即采用传统的偶人诅咒方式。比如一些人出面收集各家的面，做成小面人以代表洋鬼子，然后在十字路口上烧掉，当时还有民谣：“七家面，八家水，十字路上烧洋鬼。”（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0页。）大概出于农民珍惜粮食的心态，此法又改成只是将面人拿到十字路口上去煮：“千家面，百家水，活活煮死小洋鬼。”（注：王某口述《近代史资料，义和团运动专辑》。）或者是“七家子面，八家子水，十字道上煮洋鬼，煮了洋鬼出了气。”然后将这些“面洋鬼子”给小孩子吃，“有吃头的，有吃腚的。”（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88页。 ）真是既经济又解气地“伤害”了敌人。还有以草人来代表洋鬼子的。山东农民当时最恨的是德国传教士（很明显有德国强占胶州湾和强修铁路的背景），于是就扎一些草人，“草人怀里写上德国传教士的姓名，和他的生辰八字，将草人缚在树上，半夜子时，用针扎他的眼，用刀穿他的心，说这样可以使德国传教士瞎眼和心痛而死。”（注：王某口述《近代史资料，义和团运动专辑》。）一般来说，对洋人实行这种比较精确的巫术并不容易，知晓传教士的姓名尚易，打探其“生辰八字”则难，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坚信黑巫术魔力的义和团或接近义和团的农民愿意做此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