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在明代主要是指国家针对商品流转交易所征收的通过税与营业税。从历史演进趋势看，与帝制时代早期相比，明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便是商业关系的广泛蔓延，并由此引发传统社会在经济结构上产生深刻变化，这已是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大致共识。那么，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到底给国家的商业及财政管理带来何种影响，面对这种影响统治层表现了怎样的心态，在相关权力运作中又反映出国家同商人间的关系如何，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前人关于明代商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制度管理层面，其中尤以对钞关制度的考论为多。这些研究梳理了明代榷税机构的设置、沿革与运行机制，评述了政府商税征收政策的形成、演变及败坏过程，并力求对这一制度的性质和特色加以分析总结。①在讨论明代国家的财税制度与政策时，先前学者大都倾向于把帝制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当时的社会体制对立起来，强调专制权力对商人、商业的控制和压榨。有关此时期商业思想的研究，则以吴慧先生提出的晚明“已占主导地位的非榷利思想”和“重商思想的日益抬头”为典型，其着眼点乃在于凸显彼时新兴的商人文化对传统国家干预商业及轻商贱商伦理价值观的突破。[1](P864-876)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明代商税的具体数额进行了统计，指出明代后期商税虽有显著增加，但在常态下其税率税额还是总体偏低，甚至有的学者表示，这本身就是明廷纵商行为的一种显露。②以上研究于深层内涵上都表达了对明代国家体制与商人关系的考量，然以西方社会演化模式为参照，商人在此类研究中常被视作能够代表先进商品经济含义的一个群体，因而他们自身应然的前进方向就与行将由资本主义替代的旧有社会体制构成了本质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一认识被投射到明代国家经济管理层面，或如黄仁宇先生所主张，“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2](P304)；或如吴慧先生所持议，一些士大夫的进步思想“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舆论武器，符合于崛起中的新型工商业者的利益”[1](P875)。两看法虽取向不同，但旨归一致。而近年来赵轶峰先生提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国家体系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了相当稳定的共生态。[3]这意味着不仅明代商人及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之一，且农商两业在当时国家体制内均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其也可与前述观点形成一组关联思考。可见，对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中国家同商人关系的讨究是一个历久弥新且又意义深远的课题，本文期望通过整理明代士大夫的商税征收理念，尝试对此作出解析。
    一、对关市征商缘起及其社会职能的评议
    弘治时大学士丘浚认为关征之始并非专供国用，其初衷本在缉奸通货，裁抑垄断，即使缘而榷商，亦为济乏惠民，因此若对商人“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4](卷30《征榷之课》，P386)。嘉靖初何瑭亦认为利权归官加之税网繁密，以致农商俱受病累，而课商抑末之说虽为宽解农劳，却难称善策。[5](卷40《关税》，P142)
    同时人多表示设关征商尽管有抑末之意，但仍最先着眼在控奸防暴，以泽生民。如邬阅奏称：“山海一关……实为临边要害重地，故祖宗朝特兹设立，盖以讥察非常，盘诘奸细，初无抽分之设，岂其智不及此哉？”[5](卷40《关税》，P143)同样，嘉、万时人王世贞亦如此阐释古代置关税商的起因，并对商人同国家间的利害关系作出分析：
    讥而不征，古之道也。七雄之世，关梁咫尺而外皆敌垒，而贾客阑入其间，势不得不严其讥……至汉而用益侈，农益以不给，而商益以富，于是益峻征之……高皇帝以恭俭享天下，稍衷其平，故于关不能无征，而能无苛征……然而司征者顾不能画一，其法大较宽则利商而病国，刻则利国而病商，而稍以己与之，则国与商俱病，而私橐巍然矣。[6](卷65《陈户部浔阳榷税去思记》，P855)
    他指出，关征肇始于战国兵争乱世，至汉代君主骄奢，农入不敷，便从商税中取足。然征商要在张弛有度，折中执平，若有司变坏成法，失于偏颇，则终会造成国与商俱病的结果。
    既然应付上供已在所不免，即有士大夫从均平天下税赋的角度来解释关市的设置：
    古之圣王均天下之才，以顺天下之功，谓士税其才，农税其收，工税其艺……有贱丈夫者计利之心炽，驾轻舟以网四方之利……是以朝廷既设税课司局以司市厘(廛)，又设钞关以征行商……[7](《钞关政录序》，P20-21)
    这种论述依然重申国家设关立市旨在挫抑奸商垄断，且不忘于下文提醒司税官员明辨义利，宽严相适。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亦总结了古往今来的榷征政策，他写道：
    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自汉武用弘羊计，置均输官，笼天下之货……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重赋税以困辱之。自后作业剧而财匮……复弛商贾之律，令佐国家之急……唐初制租庸调外无征，法网疏阔……复以宦者为宫市使，命白望数百，抑贾人物，名为市之，实夺之也。宋惩唐弊，置杂买务……迨安石秉政……专以富国为心。富商巨贾，皆疑畏骇愕，目视不敢动，而贸易之意穷矣。[8](卷4《商贾纪》，P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