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瀚的看法虽仍不出“重本抑末”的范畴，然在此基础上他也能认识到通商易货对于国计民生的必要意义。因而其提倡“取盈于官，不若藏富于民”，往代商政旋起旋废，既有掠夺商贾之嫌，又难脱“本轻而末重，末重而不能支之患”，唯明兴之后，“关市之禁视前代尤详”，且“征商之法，纤悉具备”。[8](卷4《三农纪》、《商贾纪》、P73，81)这样不仅不致本末倒置，还可避免前朝虐商苛政，为商业发展留出一定空间。此外，天启朝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维桢的持论与上述几位亦颇类似。[9](卷55《刘佥宪祠记》，P679)以上观点大致认同历史上关市之始本为锄奸御暴，维系社会秩序，非为括财邀利，后世国用渐增，征商乃不得已为之。出于对重视农业和缓解农力的观照，“抑末”之论被反复提起，然其目的实欲打击垄断，与阻遏商贸往来并不等同。因而明代士大夫在商税政策上基本都倾向于主张阜货通财，杜绝专利，同时也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生计，反对科扰无度。言论中不仅包含了调节农商关系以均平赋役的考量，又表达了商民平等一体同惠的用意。
    明代士大夫既秉持关市的社会功能首在“讥而不征”之说，因此当他们面对通商利民交相为病的情状时，也经常发出人心世道不古的感慨。而国富有赖于民富，民富仰仗于统治者节用宽仁，在保证正常税额的情况下，征商并不被士大夫们视为国政之必需。万历朝学者焦竑劝勉友人勿事过取时就说：“有不检者，于正课之外复营私橐，则贻害商民无已时也……盖国初原无钞关，后之增设，不得已而济匮，非其正也。”[10](卷13《答李户部》，P108)他认为置关征商只为乏时济匮，所得本非国家正课，与其刻意营求，不若弛商便民。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表示钞关职在通钞，钞停即宜罢除，不必待之取盈，他还记录了明中后期士大夫有关关征则例变迁的评论：“则缘物定，例与时迁，用日加诎，则例日加繁……更以一时权宜，执为数岁常额，而商立槁矣……要于则例之中，常存宽恤之意，通于情与法之间，度本末而立之衷，是亦催科中抚字也。”[11](《浙江备录上·北新关志》，P2425-2426)该说法其实可以代表大多数士大夫的意见，收取商税虽有助国用，但立意却在清简廉平。然时过境迁，因需起例，难免重复苛索，因而执政者对待商众应寄抚于征，常存恩惠之心。
    当然，也有部分士大夫对于设关征商仍旧着意强调其崇本抑末、归利于农的一面。如嘉靖时漕抚马卿言：“我国家钞关之设，非直征税出入以足国用，实欲抑彼逐末而归之农。”[12](卷169《查复钞关预处供给高墙疏》，P1725)此中寓意依然是通过征商以减轻农人劳苦，防止荒疏生产，并不否认国家借资商税满足支用的正当财政需要。这样看来，即便抑末之法不废，王者仁爱之意亦已孕育其间。
    二、对商民平等的认同及病商苛政的批评
    明代士大夫虽有抑商利农的成见，但大体而论，他们多数都能领会到“祖宗设关通商，足国裕民之初意”[12](卷78《会议》，P693)。这些士人在认可商税用以资国的基点上，更注重把商人作为庶民之一加以等视同恤，不赞成向其索取过度。弘治时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明确表示“抑末固为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国之术”，只有“公私两便，商民不亏”，才可“人心快悦，怨声消弭”。[12](卷78《会议》，P693)他回顾了明初以降征商由简至苛的历程，痛心于客商遭到惨酷盘剥，其不仅对商人与平民一视同仁，还充分意识到兴商利国的积极作用，未把“抑末”与“通商”完全对立起来。同时人巡抚河南都御史徐恪也议及“严禁约以惠商民”，他同样表达了商人亦是普通民众，实应一体均恤的观念：“或者以为，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则未免取之于民，与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12](卷81《修政弭灾疏》，P719)同理，丘浚也指出堂堂朝廷本该大公无私，不可与民争利，在讲到竹木抽分时他说：“商贩无常，难为定数，后来者务逾前人之数以侥能名，岁增一岁，无有纪极。窃恐后来之难继，商贾折阅，兴贩者不至，而官与民两失其利。”[4](卷30《征榷之课》，P394-395)当时内阁学士李东阳亦从课税角度详论国家与经商民众的关系，认为两者本应相济互利，万不能为益上足供而损下虐民，由是倡议“宁少羡余之利，而不可使商贾有失业之憾”，之所以如此，正因“商者，四民之一耳”。[13](卷29《送傅工部曰会督税荆州序》，P306-307)持商民同体理念的还有明末的吴太冲，他提出榷政当“裕国课、佐缓急、惜商力”：“国家不能无不足之时，始加赋于地，浸加于商……忧国者，谓加商犹愈加吾民也。”[7](《武林司榷地官尚书郎吴公德政碑记》，P48-49)前述诸多观点，均承认商税抽分对于增益国家财赋的重要意义，且明代士大夫还反复强调商人既为社会民众中的一员，就须与其他庶民一样予以平等对待，执政者当体民情惜财用，避免滥征竭取，以收国家和商众同利之效。
    商民平等既获认同，而国家取财之道又切关民生日用，则朝廷之病商苛政自该受到批评。当时不少士大夫纷纷指摘榷关机构繁冗、任意勒取之弊，明初解缙即云：“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12](卷11《大庖西封事》，P76)再如正统、景泰时大臣孙原贞曾说：
    巡拦生事，或循私纵放者有之，或容情随数纳钞者有之，或因而被盗者有之，或于小路拦税者有之，又或致无赖之徒诈称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芦沟桥亦然，今复至大明等衙门宣课司上纳课程，是则两征其税，不亦重为困乎？[5](卷40《关税》，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