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样主张商课虽国用所资，但不可肆意苛敛。嘉靖初，大臣霍韬借改元之机力图剔刷旧弊，进谏减税惠商：“所税者轻而所入者众，是所取虽寡而所获反多矣。”[12](卷185《嘉靖改元建言第三劄》，P1893)御史刘颖也提到朝廷违制重征的弊端：
    祖宗立法，商货征税，悉有定规，税其一不税其二，征于彼不征于此。两京则有宣课司之设，而府州县则有税课局之设，鱼课则有河泊所之设，盐铁则有场冶之设，至于木竹有工部抽分厂之设，舟船有户部钞关之设，其取利于民，极为纤悉而周密矣。[5](卷40《关税》，P143-144)
    嘉靖时太监李能请于山海关榷商，刘颖以戕民生祸，极力阻止，主事邬阅亦针对此事劝诫。在他们的坚持下，嘉靖皇帝终收回成命。可见滥设关卡重复征商已成为当时导致民生困疲的重要原因，时人萧良干亦明白指陈嘉隆以降法密商困的现状：“钞关之差，自嘉隆以来，法亦愈密，任亦愈重矣……今法度严密之后，其患常在苛……苛则课入所由多，才名所由起……其不至于病商而耗国者几希！”[14](《河西钞关议》，P23-24)
    万历朝派遣矿监税使，不遗余力搜刮社会财富，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税收秩序。户部尚书赵世卿就关税亏减上疏道：“国家置立钞关，仿古讥市征商之法，下不病商，上藉裕国”，然“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多之于此，必损之于彼……其所脧削者，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12](卷411《关税亏减疏》，P4458)奏疏不仅肯定了商税足国安边的效用，且还充满着对商人不幸遭遇的怜悯之情。其再三恳劝万历皇帝罢黜税监，蠲减商课，这也代表了此时朝野的共同呼声。复如曾任户部侍郎的萧彦称，“商税仿古关市之意，以佐国用”，但“法愈详，税愈重”，“一货之来，榷者数税”。[12](卷407《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P4424)他同样认可商税收入对于国计民生的实际裨益，其既不可废，就更该妥议取用有制之法。臣僚王纪亦痛陈“税繁则商困，商困则来者稀”[12](卷473《请豁重叠小税疏》，P5199)，他弹劾税监罔利虐商，请求万历皇帝将近京重叠小税一概蠲免。李维桢于一篇官员祠记中也提到“阉人四出榷税”，以致“天下骚然”，而刘贻哲莅事后能拨乱反正，裁汰冗税。其赞曰：“利者义之和也，利于己，不利于物，则悖义不和……是义不明，至于廉耻丧，宠赂彰，民生不遂。”[9](卷55《刘佥宪祠记》P679-680)在李维桢心中，刘贻哲明于义利之辨，正人心，得民和，确为地方官楷模，其惠商之举被赋予了兼和义利、利物济民的积极内涵。
    由上述进言可以看到，商民平等同恤、商税裕课资国等观念在明代士大夫间已获得广泛共识，然重征滥取等病商苛政屡受批评，又屡禁不止，到明中后期渐成社会痼疾，亟待振刷整饬。最高统治者对之其实也不乏清醒识见，只是随着国衰财蹙，越发无力顾及。而向商人横征暴敛的苦果，最后还是会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三、对加强榷政监管的建言及施惠商民的表现
    既然商税之征有益国用，且繁征复敛实不可取，那么强化制度管理、慎选得力榷官就显得尤为紧要。明初已有士大夫提出此类主张，如练子宁写道：“必得廉介端慎之士、疏通练达之材权其轻重，制其盈缩……征榷之职虽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12](卷10《送白税入京序》，P72)嘉靖初御史杨彝请置榷关簿籍，户部覆议：
    今本部已置三藉(籍)，令主事日登其课，岁满，一解部，一存本关，而自执其一，法既密矣。今第行各关自委附近府州县佐一人，公同验收，互相觉察，则奸无所容而事可久行。[15](卷89，嘉靖七年六月壬寅，P2006)
    此时朝廷决意消除榷政加倍溢取、隐漏侵克等弊端，正体现在完善这种簿籍考察之制。据户部尚书梁材建议，文簿分挂号和稽考两种：
    日逐放过舡只，收过料银，出给船户收票，俱有挂号簿籍……一扇委官收执，遇有船户纳料，就将船梁丈尺并料银分两明开票内，仍照票数目填写在簿挂号，对同无差，将票给付船户收照。每日分别船梁阔狭、料银多寡类筭总数，令收银委官于本部发去稽考簿内逐一登记明白，年终通将号簿发彼处官司收贮。[16](卷38《钞关禁革事宜疏》，P203-204)
    他还针对出纳官银、船料计量及商税征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防控解决之法，大意在查革宿弊，选派廉能，约束吏役，公平监收，显示出政府既重视商课监管，又兼及惠商恤民之情。
    与此同时，明廷也加大了对贪墨违纪官员的惩处力度，嘉靖皇帝就曾多次下旨严谴“所司玩视成风，往往入多报少……致亏国课”[15](卷534，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丁未，P8678)。隆庆时给事中吴时来则称真定府额设税课司抽分木植，止委本府通判，至正德年始差内臣同管，后因妄抽黜革，嘉靖中复又差遣，亦骚扰生事贻害地方。他讲明取缔内官既“有益于国用”，“有益于边防”，又“于政体无伤”。[5](卷40《关税》，P144)同时人郑大经也建言任官得人以究治干没，抑制浮额。[5](卷40《关税》，P144)群臣的这些劝谏以及朝廷据此颁布的整顿措施，确实能够对政府商税征收工作的合理有效运行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