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明代很多官员在处理有关榷税事务时，对商人常常表现出宽大存恤之行。如：
    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或以为虑，君蹙然曰：“财者天下之大计也，使人人皆被嫌不理，将委之谁哉……”是岁薄征而税入视往岁加倍，闻者佥谓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声贤之。君闻之愀然不乐曰：“此非予之意也，岁入之赢缩，在商船之多寡……若不察其然，遂以是岁为率，而必取盈焉，则贻害于后日多矣。”[5](卷40《关税》，P142-143)
    榷官经手财货，计赢逐利，非以诗书为业的传统士大夫所愿习，加之关务驳杂，诽谤易生，“故士之廉洁自好者，多以厥任为嫌”[5](卷40《关税》，P142)。潘希平却不避嫌疑，处之有道，又计虑长远，不以盈余为定额，当是明代税官中德才兼备的典型。再如弘治间周经为户部尚书，“每委官监税，必谕以爱节民力，如课入多者，则与下考”[5](卷92《钞关》，P158)。其言行流传后世亦有回响，万历时曾任大学士的李廷机就说：“阅《名臣录》……有大司农周文端公经者，委官监税课，入多者与下考……先辈已有先得我心者矣。”[12](卷460《报北新关吴主政》，P5041)时人张瀚则以感化商人的亲身经历为证，说明恤商带来的实效：
    余筮仕为南京工部郎，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时，与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语之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征商非圣朝所宜急。顾缓急在人，讵谓今无善政哉！”方韪余言，相与弛商之什二。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8](卷4《商贾纪》，P86-87)
    明代士大夫不仅把公私兼顾下省征减税的举措看作惠商美政而津津乐道，甚或官民一道为清廉税官树碑立祠以示纪念。如嘉靖年间的《新安徐公惠贾之碑》，讲述的是徽州府推官徐州调停城乡商人间赋役不均的诉讼，终而尽撤商役，两贾咸服。[17](卷8《恤政志》，P1216-1218)再有同为褒颂地方官安辑商民业绩的《崇邑蔡侯去思亭记》，传主为万历初嘉兴府崇德县知县蔡贵易，其“视商无分于民，而未尝夺利以益民”[18](卷6《官师志》，P750)。此外，李维桢还撰有《宋工部祠记》、《张工部榷政记》等文，赞扬他们体恤商情，执法从宽。前者宋良翰尝曰“民为邦本，财为民心，伤其心则伤其本”[9](卷55《宋工部祠记》，P683)，后者亦言“征商以裨国用……第无使阑出入，无失故额而已”[9](卷59《张工部榷政记》，P5)。这样的例子已不胜枚举，且越是在嘉、万以后病商苛政肆虐的时代，士大夫施惠商民的言行越会更多涌现。他们以爱养民力、惜财节用为念，既不取赢作常数，亦不横敛求倍额，种种举措反使国课增羡而官府与商众两相得利。
    一些官员还用盈余的商税修堤筑路，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同时，也造福了一方百姓。《浒墅关修堤记》载：“澶渊董君，以万历丙申来领榷务……逾年而税之溢于旧额者，三千金而羡……即输金府藏以待庀役。”碑记赞其“上佐国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艰危，跻之周行，贻以永利”[12](卷381《浒墅关修堤记》，P4135-4136)，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意已隐含其中。万历末荆之琦掌北新关，“通商惠民”，“国课日增”，乃修街筑路，“里人名其街为荆公街，与苏堤相朽”。[7](《北关修筑荆街碑记》，P26)他在关钤束贪吏，约法商民，商贾万口交颂，欣悦于道。
    当然，明代士大夫剔除商政陋规，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纵容包庇不法商人。万历末天启初江西地方官李应升报告其所辖榷关的整治情况时称：“夫为防奸计，势不免多设巡阑等役，而多人则多弊，故宁使有越关，不使有冗役。”他多方简化税则，一再陈说“为商为国，至意无穷”，但同时又声明自己“不敢违功令以取罪……亦不敢损正额以媚商”。[19](卷8《上巡道朱寰同》，P270-272)可见，经商维艰同为民生困苦之一已然进入了士大夫们的视野，受到高度关切，因而他们征商榷税力主宽严相济，廉正奉公，既保障商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又保证国家财税的充足稳定，以此实现官商共利，恰是这些政府管理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四、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总观明代士大夫的商税理念，他们大多表述了征商资国的看法，即使有反对者，也只是基于对攫利剥民的愤慨和忧惧，并非无视其济公足用的价值。个中虽含厚本抑末之意，但与明初最高统治者只把榷商看成“国家抑逐末之民”[20](卷81《食货五》，P1980)的手段相比，这些士大夫对于商税功用的见解已有进一步提高。他们不仅阐发出借助通商鬻货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等观念，把“讥而不征”转化为“以佐国用”，更有人将“财利”、“民心”、“邦本”三者贯连起来，认为伤民财即为失民心蠹邦本，或者视商税为社会公产，以之为全民谋福利。凡此种种，都显现出明代士大夫对传统商税征收认识的新思考。
    正因为明代士大夫能够意识到商税对于扩大财源以增进国家和地方收益的重要作用，故而他们在征缴方式及其与农赋的关系上，提议按商人资产丰歉、居货多寡分等收税。如嘉靖《增城县志》于“商税”条后，编纂者评论说：“今日商贩比前益多，则赋以抑之，固不为过。但赋其货不若赋其人……将商第为三等，令各占籍……商税或可以助一邑之需，而袖手市门以登陇断者亦可以少沮矣。”[21](卷9《政事志》，P293-294)这里尽管仍然重申抑止人民汲于趋末而妨碍生业的观点，但并未否定商税用以供饷地方的合理价值，且还透露出据此协调农商两业关系的含义。再如嘉靖初林希元敷陈治道，其“财用”款下写：“富商大贾坐牟大利而分文不输官，若税之以宽民力，独不可乎……今富人避赋役而不殖产，并力于市坊以牟利于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农征，亦抑末趋本之意也。”[22](卷2《王政附言疏》，P480)这些主张在反映社会现况的同时，也是从另一侧面对古代注重均平思想的一种因应时需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