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简单的总结
    巫术是中国北方农村悠久而普遍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巫术具有在重大事件中应急的特点，所以在义和团较为仓促地掀起大规模排外与反侵略斗争时，就不期而然地成为首选的工具。巫术平日在农村既有神秘的仪式，又有实用的价值，可是偏偏缺少社会地位。所以，义和团大规模地引入降神巫术时，不仅抽掉其某些固有内涵，而且隐去了神巫的名号，而宁愿自承是宗教信众（佛门义和拳），将巫术行为主要限于“上法”与禁忌，但在更深层上，巫术的思维在拳民头脑中却十分活跃，无所不在的禁忌，使“相似律”和“接触律”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巫术是义和团参加反侵略战争的武器，既是精神的，也是工具性的。显然，这是一种在实战中毫无实效的武器，采用这种武器，并不仅仅由于农民认识上的局限，和义和团动员群众的需要。义和团团民们并非闭着眼睛全然无视先进火器的威力和效用，他们乞灵于巫术与神道，实际上是一种仓促和无奈的选择。义和团不是迷信了巫术才去和洋人作战，而是出于驱逐洋人的救国与自救的冲动，才选择了包括巫术在内的神秘武器。时代留给农民的选择余地实在是太有限了。当普遍而深重的民族危机震撼华北农村的时候，农民既缺乏象太平天国运动时那种组织和纲领思想，又丧失了与先进知识分子结合，汲取先进思想的契机，他们备取的文化思想资源，几乎只剩下平日所熟习的乡风民俗与民间创作以及民间宗教要素。其实，就是在运动高潮中，也不是所有的义和团都相信他们法术的威力，持将信将疑态度的大有人在。不过作为一种为时代所局限的选择，大多数人还宁愿一试。当巫术在枪炮面前失灵时，多数团民宁肯以原始的武器与古老的中华武术应战，并没有一哄而散。他们多数人的目的是在于“战”而非炫耀法术。所以，我们今天批评义和团的迷信，既要看到他们的局限，也要体谅其无奈。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巫术如此公开而大规模地走上政治舞台，并部分地得到文化上层的认可，就近代文化冲突而言，多少是由于大传统在西方入侵和西学东渐面前出现“文化失效”，小传统不得已出来“补位”所致。然而，在一己文化的体系之内寻找思想与文化资源以对抗外来优势文化冲击与侵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持开放的态度，文化的重生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