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鸿胪寺的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鸿胪寺（大鸿胪）与汉代一样是中央专职外交管理机构，《北堂书钞》卷五四《鸿胪》引《山涛启事》，西晋名士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曾说：“鸿胪职主胡事，前后为之者率多不善，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旧能可参。”（注：参见《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五·鸿胪》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85页。 ）这里所谓鸿胪“主胡事”，实际上就是汉代所谓掌“外国夷狄”事。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掌管外交的这一基本职能与汉代是一致的。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外交不完全是“胡事”，也包括汉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附子《陈昕传》载：陈昕于“十二随父入洛，于路遇疾，还京师。诣鸿胪卿朱异，异访北间形势，昕聚土画地，指麾分别，异甚奇之”。陈庆之于梁武帝大通二年（公元528 年）受命将兵护送北魏宗室元颢还北，于次年入据洛阳。陈昕随父入洛即指此事。从鸿胪卿朱异向前线回京人士了解“北间形势”，陈昕汇报甚为周悉观之，北方形势是南朝鸿胪卿所十分关注的问题，表明北方王朝亦为其职司之重点所在。兹鸠集载籍所见，具体论列其外交职责，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接待来使
    曹魏时期崔林曾任大鸿胪，据《三国志》卷二四《魏志·崔林传》记载，当时“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崔）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这个记载表明当时接待来使是由大鸿胪负责的；他有权下文书指示边郡太守有关接待事宜；他负责搜集、整理过去接待工作的有关法规，并制定接待条例，使接待工作有章可循。崔林任大鸿胪是在魏初文帝时期，这个时期承东汉余绪，大鸿胪还有颇大的权力。到了曹魏后期随着尚书省权力的上升，接待工作的指挥权逐渐转入主客尚书，大鸿胪的权力亦随之相应削弱。
    到了南北朝时期接待来使的工作具体由大鸿胪的属官客馆令（主客令）负责。《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曰：“客馆令，掌四方宾客。”《北史》卷八三《文苑传·潘徽传》载，潘徽在陈朝任客馆令时，“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魏澹返国前给陈后主所上“启”中，潘徽认为用词有不够敬重之处，于是“却其启而不奏”。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魏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从中可见来使的外交文书是先由鸿胪属官客馆令负责审查，经其审查无碍后再上呈皇帝的。如果发现问题，则由客馆令负责与对方来使进行交涉。陈制显然是继承了齐制。北朝的情况亦复如是。《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刘宋昇明年间，曾派遣殷灵诞、苟昭先出使北魏，恰值萧道成代宋建齐，消息传来，殷灵诞等人便“谓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北魏鸿胪属官，初曰典客监，后改为主客令。刘宋的使者向北魏的典客，即鸿胪官员提出抗议，可见北朝也是以鸿胪属官典客署负责接待来使工作。《梁书》卷五《元帝纪》载，南朝梁末，聘魏使徐陵自邺奉表称：“东渐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风，扶桑盛日，莫不编名属国，归质鸿胪，荒服来宾，遐迩同福。”这当然是吹嘘不实之辞，不过“归质鸿胪”，即接待来使（包括质子）这一传统还是继续着的。北魏时鸿胪官员在接待来使时还有过一些出色的表现，《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武帝永明元年条载，孝文帝时李安世任鸿胪属官主客令，就曾负责接待齐使刘缵，“刘缵聘于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据《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李安世在接待过程中言词锋利机警，频频折服刘缵。此外接待来使中的事务工作仍然是鸿胪负责的，《魏书》卷七九《成淹传》载，成淹在孝文帝、宣武帝世曾长期担任主客令，史称其“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贡聘，皆有私遗，毫厘不纳，乃至衣食不充，遂启乞外禄”。可见作为主客令，他是负责四方来使之接待及收受其贡献之财物的，此即《陈书》卷一《高祖纪》“归賝天府，献状鸿胪”之谓也。由于职务关系，主客令还可以得到来使的许多馈赠，成淹不接受来使的馈赠，当属少数，故史家特予褒扬。
    （二）礼宾司仪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汉代制度，鸿胪官员负责外交方面的礼宾和司仪工作。元正朝贺是外交宾客和使节参加的一项重大礼宾活动。《咸宁注》是西晋制定的礼仪大典，《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谓：“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我们从《咸宁注》所载元正朝会的礼仪中，可以看到鸿胪官员在这种仪式中的职责和作用情况。在朝会中，大鸿胪及其属官大行令、治礼郎等均参与其事，各司其职。据《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引《咸宁注》：这一“匈奴南单于子”及“诸蛮夷胡客”均出席的重大外交礼宾活动是从“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的赞礼声中开始的；朝贺者上殿行礼毕，依次下殿，由“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由此可见大鸿胪及其属官在这个盛典上担负着重要的礼宾、司仪职责。
    南北朝时期亦复如是。《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曰：“鸿胪掌导护赞拜。”据《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梁朝亦规定“鸿胪卿…掌导护赞拜”。北齐“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通典》卷二六《职官典八·鸿胪卿》谓北周的宾部“掌大宾客之仪”。这都是指其所负礼宾司仪工作。《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没有载明鸿胪职掌，但北齐官制依照北魏，两者制度是一致的。杨舒于太和中任鸿胪丞，《杨舒墓志》称其“弼赞九仪，宾翼四门，蕃卫载缉，戎陌来庭。”也强调其礼宾之责（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对鸿胪职责的相似表述，亦见于同书所载同时期的《元梯墓志》、《乞伏宝墓志》等。）。这虽然是墓志中的溢美套语，但外交礼宾为鸿胪之职责则是无疑的。
    由于鸿胪职掌礼宾、司仪，所以在鸿胪中特设礼宾官员。晋代设有治礼郎，属大行令。北魏太和年间特设司仪官，《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设“司仪署，又有奉礼郎三十人”。北周也设有司仪上士、中士专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