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使馆同南朝一样也是一个外交活动场所。这里是接受国书的场所，《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记载：李德林于“齐天统中，兼中书侍郎，于宾馆受国书。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这是双方于宾馆进行国书的交接仪式。使馆也是宴请来使的一个场所，《南史》卷六二《徐陵传》载，徐陵出使东魏时，主客魏收即“授馆宴宾”，款待徐陵。萧渊明即帝位后，遣使至北齐拜谢，北齐盛情招待梁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明传》载，“在馆供给宴会丰厚，一同武帝时使。”萧渊明在北齐支持下得登帝位，于使馆受到北齐盛情设宴款待固不待言，而此制“一同武帝时使”，表明这是一贯的制度。使馆也是双方进行外交角逐的场所。北齐、北周通好，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北周派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 《周书》卷四五《儒林传·熊安生传》载其在齐活动之一事云：“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熊）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本。公正深所嗟服，还，具言之于高祖。高祖大钦重之。”北周使者尹公正以《周礼》难倒了北齐的接待官员，于是北齐改派《周礼》专家熊安生前往宾馆应敌。熊安生时为国子博士，博通《五经》。由于他逐一圆满回答了周使的问难，博得了周使的叹服，从而扭转了北齐在这一外交较量中的被动局面。尹公正回国向周武帝汇报了情况，周武帝对熊安生大为赏识，为周灭齐后对其信用埋下伏笔。使馆也是来使与出使国各界人士交往的场所，李延寿在《北史》卷四三《李谐传》中形容南朝使节到了东魏邺都时的情况说：“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使馆外交活动之频繁于此可见。所在国人士可以到使馆拜访来使，《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记载姚察曾奉陈朝使命出使北周，“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使者也可以主动约请有关人士到使馆叙谈，《周书》卷三一《韦瓊传》载陈朝周弘正出使北周，他素闻北周人韦瓊名声，要求与他相见，经北周有关方面批准之后，便“请瓊至宾馆”。
    除了使馆之外，北魏首都洛阳又有“四夷馆”的设置。四夷馆的性质与使馆不同，是为收容“附化之民”而设的，但它也有某些使馆的作用，如当时具有一定外交使者意义的质子就被安排住在四夷馆中，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记载，这些“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就住在这里，他们“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当时人们把他们戏称为候鸟般的“雁臣”。鸿胪寺的职责之一是管理诸国侍子，这样鸿胪寺与“四夷馆”当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侨民管理
    魏晋时期鸿胪寺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管理留居境内的各种侨民，这主要由其属官典客令负责。由于中外交流的发展以及周边民族的内迁，中原政权辖境内的四方侨民日益增多，于是侨民的管理也就提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上来。早在汉代即于藁街设置蛮夷邸，除接待来使和投附者之外，也有旅居汉朝的侨民。而蛮夷邸是归大鸿胪管辖的，那么汉代的大鸿胪也是兼管侨民事务的。到了晋时侨民的管理已经明确归鸿胪的属官典客令负责，据《晋书》卷七八《孔坦传》记载，东晋初万默曾任典客令，“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胡人相诬，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将加大辟。”这条材料表明，典客令负责境内胡人的管理工作，胡人之间的诉讼亦由其处理。典客令所领的“诸胡”，不会全是官方使节，大多应是侨居东晋的各类人员。此事发生于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 但是北魏时洛阳南郊所置“四夷馆”为大规模的侨民居住区，我们却没有发现受大鸿胪管辖的资料，而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受尚书主客曹管理其的。这当与这个时期大鸿胪职权地位的削弱，尚书主客曹凌驾于大鸿胪之上的情况有一定关系。不过到了北齐时，如前文所述其典客署属官有“京邑萨甫”与“诸州萨甫”，其职责与管理“胡户”有关，这些“胡户”实际上也是入居北齐的外侨，从首都到各州都设官员进行管理。北齐以典客署负责侨民管理，当系继承晋制。
    （六）翻译
    汉代的外交翻译基本上是归大鸿胪管辖的，但是自东汉撤消译官令、丞之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没有看到在鸿胪寺有这方面的官员设置，只是北周时，在相当于鸿胪寺的秋官宾部下有象胥一职，设象胥中士，正二命，象胥下士，正一命。这是依周礼而设的翻译官员。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继续负责来使的接待和馆饩事宜，其配备译员当无疑义，不过未见译官设置，大约只是一般吏员而已。
    这个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翻译不完全是由己方解决，来使往往自己也要准备译员，解决翻译问题。《三国志》卷四《魏志·齐王芳纪》记载：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二月， 西域重译献火浣布”。《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记载：西晋时倭国于“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记载：十六国“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然“重译入贡”一词常为封建统治者显示万国朝宗的套语，但上述记载显示当时各国来使常常需要通过辗转翻译才能通达，则是事实。《梁书》卷五四《诸夷传》记：南朝时的滑国（即哒），“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这里的“河南人”指吐谷浑人。滑国与南朝交往，文字通过旁国胡写成胡书，言语则通过吐谷浑人才能翻译过来。可见“重译”决非夸张之辞。同书又记新罗国，“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新罗来使的翻译要通过百济人才能通。所以当时翻译工作需要诸多方面，甚至是邻国的配合才能完成，此即所谓“重译”，鸿胪寺不可能把各语种人才准备齐全。有的来使自带翻译的情况也见诸史册，《隋书》卷八一《东夷传》载倭国于“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宋书》卷二九《符瑞志》记载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十一月己巳， 肃慎氏献楛矢石弩，高丽国译而至”。肃慎是通过高丽国的翻译朝献的。这些都是明言他们是各自带着翻译前来通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