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鸿胪官员任职条件及其地位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的地位虽较汉代陵替，但其作为在中央重要的专职外交机构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外交是其最重要的职能，因而鸿胪官员与汉代一样，其任职除了一般官员所须具备的条件之外，还有某些特定的要求。
    首先，在学识方面继续汉代的传统要求鸿胪官员具有较高的素养。《三国志》卷四八《吴志·孙皓传》注引《吴录》，谓张俨“弱冠知名，历显位，以博识多闻，拜大鸿胪”。这里强调其拜大鸿胪的主要条件是“博闻多识”。《吴录》对张俨的评价可从《三国志》卷五六《吴志·朱桓传》注引《文士传》的记载得到证实：张俨少时即有“才名”，曾与张纯、朱异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朱据令他们各赋一物乃得坐，“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其博学与机敏在日后的大鸿胪职务中、尤其在出使西晋时曾有出色的发挥。到了北魏更把这一任职条件制度化、法典化，《太平御览》卷二三二《职官部》引北魏《职令》曰：“鸿胪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学详当明枢达理者。”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大鸿胪少卿为第四品上阶，可知《御览》所引为后《职令》。这里将学识和明理作为鸿胪少卿的必具条件。这是对汉魏两晋以来鸿胪官员任职条件的一个总结。
    其次，在德行方面也继承前代而提出一定的要求。韩宣于魏明帝时为尚书大鸿胪，《三国志》卷二三《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列传》谓：“始南阳韩暨以宿德在（韩）宣前为大鸿胪，暨为人贤，及宣在后亦称职，故鸿胪中为之语曰：‘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行曷相如。’”这个记载虽然只强调韩暨是以“德”、“贤”而任以大鸿胪之职，但从其后韩宣之与前任“治行”相似观之，则其德行亦与韩暨大体相当。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乞伏宝墓志》云：“鸿胪任掌诸侯， 职兼归义，自非尚德厚贤，莫能居此，乃以君为大鸿胪卿。”（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这里也以“德”、“贤”作为鸿胪任职的必要条件。
    第三，要求有较强的才干。《北史》经二五《薛琡传》，谓薛琡于北魏宣武帝时“以干用为典客令”。他是以工作才干、办事能力强而得以任用为典客令的，这与典客令承担繁重的接待外宾事务的工作性质有密切关系。《北齐书》卷二六《薛琡传》谓其“少以干用称”。其在官府“闲明簿领，当官剖判，敏速如流。”是为其“干用”之具体表现。
    第四，一定的外交工作经验。《北史》卷五○《孟威传》，谓其“前后频使远蕃，粗能称旨。普泰（公元531-532年）中，除大鸿胪卿”。他有长期的外交工作实践经验，因而被任命为大鸿胪卿。《魏书》卷四四《孟威传》对其“频使远蕃”有较具体的介绍，由于他通晓“北土风俗”，又“明解北人之语”，故早在孝文帝时他即奉命出使柔然，对投奔柔然的高车部人进行“晓喻”，从而“追还逃散”。宣武帝永平（公元508-512年）中又曾奉命出使高昌。孝明帝正光（公元520-525年）年间柔然主阿那瑰来投，他又奉命为使副迎劳，并任使主护送其返国。这些外交经历无疑是其被选任大鸿胪卿的原因之一。
    最后，仪容风度也是对鸿胪官员的要求之一。《北齐书》卷二六《薛琡传》，谓薛琡“形貌魁伟，少以干用称。为典客令，每引见客，仪望甚美。魏帝召而谓之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薛琡之为典客令，与其仪表有一定关系，其在此职位上执行公务时因“仪望甚美”而颇受宣武帝的赞叹。北魏末年乞伏宝为大鸿胪卿，其墓志铭称其“府仰咸则，容止可模”（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亦强调其在执行公务中的仪表风度，从而可推知仪表在这一官职选拔中是考量因素之一。外交官员的仪表风度对于外交对方往往会产生重要影响，《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谓，李安世于北魏献文帝时为主客令，时逢“萧赜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刘缵对李安世仪表的赞叹，已不仅是李安世个人的事情，而是系乎国家之形象了。由此可见外交官员之仪容举止，在外交工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关乎国家的形象和影响，自古已然。
    从上文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鸿胪寺的外交职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鸿胪寺的外交职能与汉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外交方面的接待和礼仪等事务工作。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有更多的外交事务被尚书主客曹所分割，如接待来使的工作，虽然鸿胪寺还有一定的职责，但是重要的接待工作却是由主客郎来承担，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由主客郎出面负责接待，形成主客郎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情形，虽然鸿胪寺的主客令也有时出面接待来使，如北魏时的主客令李安世也曾有过出色的表现，但就整个接待工作来看，尚书主客曹已把重要的接待工作分割而去，其余的接待事务则仍归鸿胪寺。
    鸿胪寺与尚书主客曹的关系，牵涉到一般所谓尚书与诸卿的关系。魏晋时期处于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轨时期，两者之间不协调的情形比较突出，晋初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就是一个明证，其中以刘颂的说法较有代表性，《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其语曰：“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争议便日益沉寂。这是两者关系已逐步协调的反映。我们从尚书主客曹与鸿胪寺的关系来看，在南北朝时期已看不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冲突，相反地两者在外交工作方面基本上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尚书主客曹负责外交行政管理和外交接待，鸿胪寺负责外交接待礼仪和具体事务。虽然偶有重复与冲突之处，但总的来说是相互协作，密不可分的。所以尽管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但列卿始终不废而且执掌实职，这说明它是中央行政机构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论》所谓“尚书八坐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就是这个时期中央行政机构相互协调运转的大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