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王塔与地宫封护制度的意义
    法王塔高29.55米，为七级密檐式砖塔， 保持了北魏以来古塔建筑的传统，今天我们根据《舍利塔下铭》的发现，可以肯定它为隋塔无疑，证实了以前根据文献和外形而作的判断。首先，《舍利塔下铭》碑阴的开元时代的刻文中讲“此塔即大隋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置也。”记载它建于隋仁寿元年，明确的唐人言辞可以否定一切对它时代性所作的怀疑。第二，该塔在拆迁过程中在第二层的位置处发现了一“天宫”，从出土的遗物看时代特征明显，“是中唐时置放的”（注：陕西日报，1998，10，6，文物旅游专刊， 仙游寺法王塔最后揭秘正待地宫开启一文中引述韩伟先生的意见。）。所以塔必建于中唐以前。有了明确的出土文物、文献的证明，法王塔作为修建时代非常清楚的隋塔必然成为今后人们研究古塔的“标准器”，作为全国唯一一座隋代密檐式砖塔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中的地位就变的更加重要。
    在地宫的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过去比较罕见的封护方法，如用大型河卵石填塞甬道，用巨石围于地宫顶部。用大型河卵石填塞甬道的作法虽然罕见，但如果结合中国古代陵墓封护方法进行比较就不难理解。我国古代大型陵墓，特别是甲字形陵墓的甬道、隧道封护一般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夯土填塞，一为巨石填塞，一为夯土、巨石兼而用之，法王塔地宫甬道中填塞河卵石的作法应该就是这种传统在地宫封护制度上的体现，与舍利瘗埋制度从印度的罂坛瘗埋变为中国式的棺椁制度一致。至于巨石封护的作法则应是隋代以来地宫封护方法的孑遗。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的初唐地宫的顶部覆盖了两层巨大的圆形扁石，一块直径120、边厚8、中厚22厘米，一块直径60、厚12厘米；陕西耀县隋神德寺石函之上就有“长方形或方形的护石”。采用这种作法的原因应是防止从顶部破坏地宫，因为当时的地宫尚无甬道，只能从顶部开启，所以顶部必然要形成厚实的防护层（注：据文物，1992，1， 登封嵩岳寺塔地宫清理简报报道，在著名的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的崇岳寺塔塔基中发现了地宫。其年代，发掘者认为是北魏原构，经后代整修。但我认为此地宫的年代应该不会早到北魏，依据如下：首先该文所讲的“地宫甬道与塔身相连，压在塔下，是塔基的一部分，因甬道是为地宫而建，故原建应已有地宫”的理由不能作为判断地宫年代的根据，因为在后代修地宫时完全可以从塔下掏挖形成甬道，不一定叠压于塔下就能说明地宫与塔为同时修成。其次，该文所讲穹隆顶，方形平面、四壁微外弧的形制亦见于唐墓。这种形制的墓葬沿续时间很长，最早的例子可到东汉。虽然二者在形制上有相近之处，但地宫的年代由形制看，同样可以为唐构，所以这一点也未必成立。至于地宫与塔身均用红泥相粘合的证据也同样不一定成立，因为地宫与塔本在一地，用同样的原料来修造合乎情理。第三，该文所举热释光数据不能说明为原构，因为唐人修地宫时完全可以用旧砖，而这样也可以产生现在的这个情况。因此该文所讲的三条证据均不一定成立。而从地宫形制、地宫发展的历史看，此地宫还应为唐修。）。如果容许推测的话，今天法王塔地宫顶部的巨石有可能还是唐开元中开启隋地宫时位于隋地宫之上的防护巨石，当唐修好地宫后又把它们搬回来放在其上再次使用。当然无论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否，法王塔地宫的封护方法在中国地宫发展史上的地位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的越来越重要。
    三、《舍利塔下铭》考
    隋文帝生于佛寺，自幼受佛教熏陶，即位后大力弘扬佛教。据《广弘明集》的卷17记载，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 年）下令在三十个州的三十个寺院普建舍利佛塔，雍州仙游寺名列其中。《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载：“下敕令往雍州创置灵塔，遂送舍利于终南山仙游寺。”今天法王塔中发现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就是当时建塔瘗埋舍利时的遗物。
    摹仿墓志款式单刻《舍利塔下铭》开始于隋朝。在隋以前的北魏太和五年塔基中，关于造塔缘起的刻铭是刻于石函盖的盝顶上，尚未单刻，反映了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同容器上的题记一致（石函为盛放舍利的容器）。到了隋代已经把它单独出来刻于一石，其代表就是仁寿年间刻立的《舍利塔下铭》。关于仁寿年间的《舍利塔下铭》，从文献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6著录的隋仁寿元年《京兆舍利塔铭》为最早；以出土物看，过去最早的为隋仁寿四年神德寺的《舍利塔下铭》。今天由于法王塔《舍利塔下铭》的发现出土物与文献记载的年代趋于一致，我们得到了《舍利塔下铭》形成初期的珍贵遗物。
    据记载，隋仁寿年间在元年、二年、四年三次下诏建塔，供养舍利。三次建塔的《舍利塔下铭》今天都有发现或著录。据不完全统计，仁寿元年今有3方，仁寿二年今有1方，仁寿四年今有1方， 涵盖了三次诏布建塔的全过程，通过对三批《舍利塔下铭》铭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对隋文帝时的佛教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就是这次发现的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的全文：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丁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明元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众多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问法，永离若空，同升妙果。”（注：隋法王塔的舍利塔下铭文，见录于西安晚报，1998，10，18，头版的石碑铭文与史料相符一文，很可能有字句错误，待见报告与拓本。）
    对比其他几方仁寿年间《舍利塔下铭》后我们发现，各铭内容大致相同，与《大正藏》卷52所记载的文帝诏书中的“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人石函”相同，说明当时崇佛之诏按时执行。这不仅仅对于研究隋仁寿时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隋代政令制度的颁行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到了二年、四年的《舍利塔下铭》中，各石的下石时间就改为四月八日佛诞日，这种时间上的变动应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佛诞日的重视，这又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节日的变化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可能由于当时刻石的时候检校不慎，今天我们发现的各铭中的文字略有不同。如法王塔铭中的“明元皇后”在凤泉寺铭中作“元明皇太后”（注：罗西章。凤泉寺隋舍利塔下铭，考古与文物，1985,4.此铭亦见于扶风县文物志。），在青州胜福寺铭中作“元明皇后”（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法王塔铭中的“值佛问法”在凤泉寺铭中作“值佛闻法”，在神德寺铭中作“随佛闻法”。从版本学的意义上看，今天法王塔《舍利塔下铭》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古代石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复原仁寿年间《舍利塔下铭》完整无误的内容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