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大批人民流离失所，东晋南朝都设置侨州郡县来安置流民，这本来是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但是，如果官员不能很好地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责，那么就往往会引起流民的骚动，这一类动乱在《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收录的史料中有23起之多，例如：“关中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掠汉中，冬辰势以叛。”(44)“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45)“平阳人李洪帅流人入定陵作乱……湘州流人杜弢据长沙反。”(46)“亡命司马楚之等藏窜陈留郡界，虏既南渡，驰相要结，驱扇疆场，大为民患。”(47)“亡命司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党于东莞发干县，谋为寇乱。”(48)“临海亡命田流，自号东海王，逃窜会稽县边海山谷中，立屯营，分布要害，官军不能讨。”(49)“幽州平北府主簿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署汉王，号年天统。”(50)“夏州徙民郭迁据宥州反，刺史元嶷弃城走。”(51)流民是失去土地的移民，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了，所以把流民的动乱说成是“农民起义”也是毫无道理的。
    其他308次所谓“农民起义”发动者的身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另一类是“贼”。
    在《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提到发动起义的“民”有“部民(曲)”、“吏民”、“县民”、“城民”、“州民(人)”、“郡民”、“土民(人)”、“杂人”、“饥民”、“屯田客”等等，就是没有“农民”。“农民”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模糊的概念：“农民”究竟是指务农之民？有地之民？还是有农村户籍之民？古代并没有“农民”，所谓“民”是指“士、农、工、商”四民，其中最重要的是“农”。古代的“农”并不是现代所说的“农民”，它包括现在所说的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但是却不包括没有土地的“雇农”、“佣工”、“佃户”、“部曲”和失去土地的流人、移民。虽然农民与工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但是他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工人不占有工厂，他们和生产资料是分离的；而农民必须占有土地，他们和生产资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土地，那么“农”就不成其为“农”，而只能成为流民或者雇工。所以古代的“农”都是有土地的，换言之，他们必须同时也是“地主”才能够成为“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少并非决定是否为农民的关键：如果占有的土地少，那么他们一定是自己耕种的自耕农；如果占有的土地多，那么就需要雇用帮工；如果占有的土地更多，那么就可以用雇用长工或租赁土地的方式来经营，但是他们仍然都是“农”。现代把占有土地多的人定为“地主”，而把占有土地少的人定为“农民”，这是不科学的，在逻辑上也很不严密。那种和“地主”对立的“农民”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既然古代没有“农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民”，那么，所有这些由各种各样的“民”引起的社会动乱不应该叫做“农民起义”，而应该叫做“民变”或“民乱”。
    现代人所说的“贼”是指小偷，而古人把偷窃者叫做“盗”，例如“窃货曰盗”(52)，“窃人之财犹谓之盗”(53)，而把杀人越货的强盗叫做“贼”，例如“杀人不忌为贼”(54)，“害良为贼”(55)等等，随着语意的转换，后来“盗”也渐渐用来指称强盗了，所以《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提到的起义发动者还有“贼”、“山贼”、“江贼”、“海贼”、“群贼”和“盗贼”、“群盗”、“劫盗”等等，都是指土匪强盗。没有人生来就是土匪强盗，在啸聚山林之前他们也都是“民”，他们落草为寇的原因有的是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有的是图谋不轨、为非作歹。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当上强盗就不再是“民”了，更不是“农民”了。土匪强盗不是社会上的一个阶级或阶层，然而由于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而且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把古代的土匪强盗行径一律称为“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代社会就居然连一个土匪强盗也没有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如果不能以发动者的身份来确定“农民起义”的话，那么能不能以参加者的身份来确定“农民起义”呢？人们通常认为“农民起义”是农民参加的起义，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根据《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收录的史料分析，只有4次起义的参加者身份是“农民”：“襄賁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乱……虔招诱炅母渠率及同恶数十人……使伏兵尽格杀之。抚其余众，群贼乃平。”(56)“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俨复率署等攻之，贼即破灭。”(57)“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玉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58)“会衡州部民相聚寇抄。”(59)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屯田客”和“部民(曲)”的身份属于“农民”，其余参加起义的除了具有特殊身份的戍卒、囚犯、逋逃(逃犯)、流民(亡命)、邪教徒和少数民族以外，大多数都被称为“聚众”或“聚党”。他们的身份如同前面所分析，“众”就是“民众”，“党”在古代是贬义词，也就是“群贼”、“群寇”、“群盗”或“妖贼”。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的生产与管理，即使是居住在城的国人也大都是从事农业的，工商业者的老家也往往在农村，挣了钱就要到农村置地盖房。一直到宋明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层才稍微成了一点气候。在中国古代，不要说参加起义军的主体是农民，就连镇压起义的政府军也是由服兵役的农民组成的，甚至连啸聚山林、落草为寇的强盗也多半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农民，所以，以是否由农民参加来定义“农民起义”也是不科学的。
    如果既不能以发动者的身份，也不能以参加者的身份来定义“农民起义”，那么能不能以导致起义的原因来确定“农民起义”的性质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