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来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收录的反政府武装都起自于社会下层，但是用武力反对政府甚至推翻朝廷，并不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的专利，因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皇室成员和朝廷官员并不是利益一致、铁板一块的一个“阶级”，所以社会上层的人物也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谋害皇帝、颠覆朝廷、推翻政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起自于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也屡见不鲜，根据他们反对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推翻别人的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即所谓“改朝”，例如曹丕禅汉、司马炎禅魏、刘曜建前赵、石勒建后赵、冉闵灭后赵、刘裕禅东晋、萧道成建齐、萧衍禅齐、陈霸先禅梁、宇文泰建西魏、宇文觉禅位建北周、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杨坚禅北周为隋文帝等等。另一类是推翻自家人的皇位取而代之的所谓“换代”，例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曹爽，东吴孙琳逼孙亮退位，西晋八王之乱，刘聪杀刘和自立为帝、前赵国丈靳准发动政变尽诛刘氏宗室，石虎杀石弘及石勒诸子称帝、石遵废石世即帝位，成汉李期杀李班自立、李寿又杀李期自立，前凉张祚废张曜灵称帝、张瓘杀张祚立张玄靓、张天锡又杀张玄靓，代国拓跋寔君先杀诸弟、后杀什翼犍，前秦苻坚杀苻生，后凉吕纂杀吕绍自立、吕隆又杀吕纂自立，北燕冯跋等杀慕容熙立高云、高云被离班所杀，冯跋又杀离班、其弟冯弘杀跋诸子自立，东晋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王恭桓玄之乱，宋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刘骏又杀刘劭、将军柳光世等杀刘子业立刘彧为帝、萧道成杀刘昱，齐萧鸾杀萧昭业、又杀萧昭文和宗室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永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阳王子珉、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阳王昭粲、巴陵王昭秀，萧衍杀害湘东王萧宝晊兄弟和齐明帝其他的儿子，梁侯景之乱，萧绎杀萧纶、萧纪后称帝，陈琐废陈伯宗自立为帝，北魏冯太后毒死拓跋弘、胡太后杀死孝明帝、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孝武帝元恭杀曾经为帝的安定王元朗、东海王元晔，又杀孝武帝叔父汝南王元悦，西魏宇文泰废元钦，北齐高演废高殷、高湛即位后杀文襄帝子高孝瑜、高孝琬、文宣帝子高绍德、孝昭帝子高百年和四兄高淹，北周宇文护逼迫宇文觉逊位改立宇文毓、宇文护毒死宇文毓、宇文邕诛杀宇文护等等。
    这些起自于社会上层的动乱不论形式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用武力推翻当下的朝廷，即使是不流血的和平禅让，也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所以都可以把他们定性为反政府武装。说其是“反政府”似乎有点不确切，因为所有这些发动动乱的人原来都是朝廷中人，但是他们却都为了建立自己的朝廷而企图或推翻了别人的朝廷。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那些起自草野却自称帝王、占城署官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无论起自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无论规模大还是小，也无论存在的时日短暂还是长久，反政府武装的结局都只有两种：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相比较而言，起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的成功率明显要比起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大得多。绝大多数起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和一部分起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遭到镇压失败了，不管他们是否正义，一律被史家记录为“反”、“叛”、“乱”、“寇”、“贼”；极少数起自社会下层的反政府武装和部分起自社会上层的反政府武装成功地推翻了别人的朝廷并建立了自己的朝廷和新的政府，也不管它们是否合理，统统被史家记录为“革故鼎新”、“膺天受命”，即使新王朝祚短命促，例如西晋与隋朝，也能被列入正史。这个道理就是“成王败寇”。
    魏晋南北朝时期反政府武装用暴力推翻朝廷和朝廷内部的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屡见不鲜，尽管被推翻的可能是腐朽或者无能的王朝、被弑者可能是昏君或者暴君，从情理上说“吊民伐罪”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从法理上看这些行为却都是非法的。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依法管理，应该遵循理性的游戏规则来运行，不能只凭感情用事。
    反政府武装在政治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其实质只是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兴亡，然而人们却常常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国家兴亡，这是因为国家长期被皇帝独占，于是人们就误把王朝当做是国家了。国家和政府是两回事，国家也不等于王朝，不过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不宜赘述。
    七 结论：“农民起义”和政治秩序
    1.古代只有“民”而无“农民”，所以并没有什么“农民起义”，而应该称之为“民变”或“民乱”。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发动的暴力事件都给社会带来了动乱，所谓“起义”只不过是后人对他们的一种褒奖与赞誉而已。如果是反暴政、反贪官的动乱，那么还有一些正义性可言，所以可以称其为“民变”；如果只是烧杀抢掠的骚动，那么一点正义性也没有，只能称其为“民乱”。
    2.“民变”或“民乱”都要诉诸武力，但是它们的性质并不是什么“农民战争”，除了因个人怨仇而酿成的“奴杀主”以外，它们的性质大体可以分为反社会的土匪强盗活动和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叛乱两类。
    3.古代史家记载历史的态度是严谨的，遣字造句都极讲分寸，他们所谓的“贼”或“盗”就是指土匪强盗，他们所谓的“妖言”或“妖贼”就是指邪教，并不是对“农民起义”的污蔑。他们对反政府武装的本质看得也很清楚，那就是“反”或“叛”，他们对昏君暴君和贪官恶吏的恶劣行径同样痛加谴责，并没有予以掩饰，那种认为文献中关于“农民起义”记载不实的看法完全是一种偏见。
    4.反政府武装有的起自社会下层，有的起自社会上层，然而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中国古代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是起自社会下层并建立了被后世史家承认的正统王朝，而起自社会上层并建立了被后世史家承认是正统王朝的反政府武装领袖有司马炎、杨坚、李渊、赵匡胤等人。王莽和武则天也都起自社会上层，他(她)们也都建立了大一统的新朝和周朝，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史学家都不承认这两个王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倒是承认只有半壁江山的南朝宋、齐、梁、陈和五代梁、唐、晋、汉、周，这是正统思想在作怪。魏、汉、吴三国是并存的，但是史家只承认魏是正宗，而把汉称为蜀或蜀汉，这也是正统思想在作怪。秦朝和北魏、辽、金、西夏、元朝、清朝是嬴政和各少数民族首领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王朝，不属于反政府武装建立的王朝。
    5.尽管人民在暗中为土匪强盗和反政府武装叫好，但是当出现土匪强盗和反政府武装的时候都绝少有人群起相应、踊跃参加。土匪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他们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如果土匪的队伍扩张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并能达到攻城略地的地步，那么就变成反政府武装了，例如唐代的黄巢，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和清代的洪秀全。东晋的孙恩虽然闹得很凶，但他始终只是流寇、海盗而已，明朝的倭寇也是一伙海盗。民众对待反政府武装的态度通常都是袖手旁观、静观待变，要等到尘埃落定以后他们才会出来表态支持胜利者，做新王朝的顺民。因为反政府武装的目标只是改换朝廷、取而代之，这是上层社会少数人玩的游戏，人民是无权参与的，无论谁主政，人民都不是国家的主人，而如果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那么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6.出现土匪强盗也好，反政府武装也好，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的，都是社会失序与病态的表现，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歌颂与赞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而应该反思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每每会失去正常的秩序？每每会出现这样的病态？我们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颠覆阶级斗争理论，在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还为了进一步思考怎样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管理体系？怎样使管理者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而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怎样建立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政治秩序？虽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历史学家去解决，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去思考，以便给政治家和人民大众提供一个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