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两种不同的“农民起义”：反社会武装和反政府武装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收录的537次“农民起义”，既不是“农民”发动的，也不能称之为“起义”。例如37起由邪教教主发动的动乱就不能定性为“农民起义”，尽管邪教教主往往会利用社会危机和官民冲突来煽动蛊惑信众造反，如东晋的孙恩利用民众反对朝廷扩大征兵，南齐的唐寓之利用民众反对政府检籍，但是仍然不能认为他们发动的动乱是正义的“起义”。又例如2起由囚犯和逋逃(逃犯)发动的动乱和18起兵变，我们很难根据简单的记载来判断他们的性质是否正义，但是他们不属于“农民起义”也是可以肯定的。再例如23起流民(亡命)起义、大多数少数民族起义和少数汉族城市居民的起义，都是因为政府不能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责，因为官员“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1)，而导致官民矛盾尖锐激起的，并不是因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剥削与压迫，把他们叫做‘“农民起义”也非常牵强。除此以外，其他的所谓“农民起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社会的土匪强盗活动，另一类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叛乱，而上述这些不属于“农民起义”的暴力事件也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两类。
    1.土匪强盗是黑社会，不是农民起义
    有33起动乱事件的性质完全就是土匪强盗行径，根本不能算是“农民起义”。
    土匪强盗并不是社会上的一个阶级或阶层，而只是社会上的一个集团。一个正常的、健全的社会里不应该有土匪，如果出现土匪，那么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土匪是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与癌症，他们打家劫舍、抄掠行旅的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及到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危害与破坏，属于黑社会。土匪的首领只是做个“老大”，极少有像《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老想被招安的政治抱负。尽管土匪的性质只是反社会而不是反政府，但是任何尚能履行管理社会职能的政府都不能容忍扰乱社会秩序的土匪存在，因此土匪也总是和一切政府为敌。不能认为土匪强盗反对政府就是“农民起义”。如果黑道与白道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那么一定是政府出了毛病，而不是因为土匪强盗是正义的。
    尽管土匪强盗是黑社会，然而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自古以来人们在惧怕土匪的同时又对他们深表同情。人们把土匪强盗称为绿林好汉，小说《水浒传》还把梁山上的宋江和他的107位强盗兄弟描写成一伙“替天行道”的侠义之士，而现代的学者则不分良莠统统把他们叫做“农民起义”。人们不仅赞美土匪强盗，甚至还把行刺暗杀的刺客杀手称为“侠客”。所谓“侠客”实际上是一伙恐怖分子，他们逾墙越脊、飞檐走壁、私闯民宅、暗器杀人，干得都是非法行为，绝不光明正大，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110)是有道理的，然而从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到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从《三侠五义》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却塑造了无数侠肝义胆的好汉。
    人们之所以赞美刺客和为强盗叫好，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而自己又没有权力反对政府，不能也无法更换不合适的政府和腐败的官僚，于是无助的弱势的人们就只能在虚幻中盼望出现一位神通广大的英雄替自己报仇雪恨，宣泄一下心中的压抑与郁闷，于是武侠小说这种编造给成年人看的童话就应运而生了。古往今来最受人褒奖的刺客是荆轲。其实燕太子丹用金钱美女收买荆轲去行刺嬴政，为的只是自己的私利，反对嬴政建立大统一的帝国。他的目的并不高尚，他用的手段也很卑下，但是因为秦始皇是千夫所指的暴君，所以刺客荆轲就被追捧成了英雄。
    出现土匪强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天灾，有的是因为人祸，有的是被逼无奈，有的是有意为之。不管什么原因，土匪强盗和上述各种各样的民变、民乱都是社会矛盾积聚并日益尖锐化的产物。如果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官员能够妥善地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那么土匪强盗和大多数民变、民乱都是可以避免的，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乏其例：“鲁中贼数百人，保固险阻，为民作害，乃徙礼为鲁相。礼至官，出俸谷，发吏民，募首级，招纳降附，使还为间，应时平泰。”(111)“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襁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112)“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113)“清水氐酋李鼠仁据险作乱，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签赵昶慰谕之，鼠仁等相继归附。”(114)“渭源烧当羌因饥馑作乱，以有才略，转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德泽流行，大致祥瑞。”(115)遗憾的是这样的廉官良吏并不多见，而且在国家体制中也缺乏这样的制度设计，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2.反政府武装更不是农民起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有多个政权同时并存，因此有15起据城反叛的事件都有敌方策反或者举城投敌的背景，例如：“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116)“河内人乐仰执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117)“平阳民黄苗等，依汾自固，受姚兴官号。”(118)“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杀刺史裴粲，通于萧衍。”(119)“梁州民皇甫圆、姜晏聚众南叛，梁将兰钦率兵应接之。以是汉中遂陷，乾运亦入梁。”(120)这些事件当然也不能列为“农民起义”。
    其余的131起所谓“农民起义”都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叛乱。这些反政府武装的领导者上至开府、部将、属官、县吏、土豪、酋帅，下至城民、流人、士卒、囚犯、沙门、教主，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引起这些动乱的原因有几次是因为天灾人祸，而大多数都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所有的文献都异口同声地称他们为“反”或“叛”。中国史家历来讲究“春秋笔法”，这一个“反”或“叛”字就点明了他们的性质并不是普通的因为官民矛盾尖锐引起的骚动，而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反叛。这是反政府武装与土匪强盗最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权，杀刺史太守、夺州县郡城，有的人还觊觎天子的宝座，称王称帝、建立年号、设置百官，这在古代都被视为是十恶不赦的谋大逆，所以一律都遭到了严厉的镇压。
    虽然反政府武装是非法的叛逆，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动乱，然而同样非常奇怪的是，自古以来民众对反政府武装的态度并不像朝廷那样始终予以反对，反而每每暗中叫好、拍手称快，他们把反叛称为“起义”，甚至热情地盼望反政府武装的到来。例如武王伐纣明明是以臣弑君、犯上作乱，但是孟子却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21)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形成燎原之势，就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人们之所以支持反政府武装，是因为对现行政府强烈不满，政府扰民损民而人民却没有权利反对，本来应该是社会公仆的政府官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既没有合法的程序来监督执政者，又没有合适的游戏规则去更换政府与官员，于是为了更换菜肴而不得不掀翻宴席，为了更换政府而不惜扰乱整个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不过是政府换届，易姓革命、改弦更张的实质不过是制度更新，然而中国人为之所付出的政治成本之高在世界历史上实在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