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对谥法的研究不仅是先秦史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关涉到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如铜器分期研究中标准器年代的确定，就直接与谥法相关，而铜器年代的确定又为考古学分期提供绝对年代的依据（注：如学者根据长睾甶盉铭文将出该器的墓葬确定在周穆王时期。）。无须多言，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前此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作过探讨（注：王国维：《遹敦跋》， 《观堂集林》卷一八，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5页；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 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 《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汪受宽：《谥法研究》第1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使该问题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无一致看法，尤其是对谥法的起源更无详细的考证。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据文献材料，更重要的是要依据古文字材料；不仅要依据西周铜器铭文，同时还直接关涉到殷墟甲骨文。笔者多年从事殷虚甲骨的分期研究，觉得已有条件对这一问题作较为详细的探讨，故撰此小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关于周代谥法
    据文献记载，谥法为周人之制，且始于周初。《礼记·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逸周书·谥法解》：“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注：据晋孔晁本。）据《谥法解》，谥法乃周公所作，此说历来影响最大。但近世王国维、郭沫若二位学者提出新说，王氏据遹簋铭文称穆王，献侯鼎铭文称成王等，认为周初诸王如文、武、成、康、昭、穆皆生时称号而非死后之谥，推断谥法之兴当在西周中期恭懿以后。郭沫若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补充了宗周钟称昭王，十五年趞曹鼎称恭王，匡卣称懿王，春秋时叔夷钟称灵公，洹子孟姜壶称洹（桓）子，认为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注：王国维：《遹敦跋》，《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5 页；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80年代，又有学者对王、郭二氏之说表示不同看法，认为金文中所谓“王号生称”实际上仍然是死后之谥，谥法之兴当在商末或周初（注：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1辑；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此仍非定论，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遵从王郭之说，在铜器分期研究中把所谓“王号生称”的铜器确定为分期的标准器。我们认为西周肯定是有谥法的，而且谥法的起源还应上溯到商代晚期，现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择要论列如下。
    首先，春秋有谥法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古籍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如《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临终时自责，要求臣下给予恶谥，就是最好的证据。另外，据《春秋经》的记载，凡天子、诸侯、大臣等人故去，都只书名，没有称其谥号的，而在记载这些人下葬时就全都有了谥号，无一例外。这说明其人始死，王室或列国赴于鲁国时这些人并无谥号，而下葬时已确定了谥号，故也以谥号告于鲁国。《通志·谥略》云：“以讳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春秋经》是春秋时的实录，所以反映的情况正是“将葬而谥”。至于郭沫若先生所据叔夷钟与洹子孟姜壶铭文，乃属极少数例外，材料既寡，远不能同《春秋》经传的大量史实相比，且其铭文内容也远不如《春秋》的记载明白，完全不足以据以否定《春秋》的记载，这一问题学者已有较多的辩论。
    至于西周，其有谥法也是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在数以千记的西周铜器中，所谓生称王号的仅寥寥数器，其他绝大多数器铭所称王号，如文武成康昭穆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是对已故先王的称呼。如西周时期王号果为生时美称，则器铭中应有大量生称的王号，而事实却相反，这说明所谓“生称王号”是与史实不符的。
    其二，在西周器铭中，有不少铭文既有对前代先王的称呼，又有对时王的称呼，两相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如：
    何尊： 文王、武王、王
    德方鼎： 武王、王
    作册大方鼎 武王、成王
    宜侯簋： 武王、成王、王
    史墙盘： 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 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