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传世天亡簋有“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的语句，既称文王为丕显考，则为武王时器无疑，但该铭对时王通篇都只称王，没有一处称为武王，可见武王生时并无所谓美号。将本器与天亡簋两相对照，其间措辞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4.本器器形同于德簋，纹饰与后者更是一模一样，显然是同一时期所铸的器物。德所铸器还有德方鼎，德簋铭文截取了德方鼎的后半，二者应为同一批所铸。德方鼎铭文又与成王五年的何尊相联系，可知德器的铸作年代应在成王五年或稍后。另外，本器在形制上又同于伯者父簋（《美劫》A221），后者的时代陈梦家先生也认为在西周初期，铭文字体本器与后者也如出一辙，这些都说明本器应是成王初年的遗物。
    5.以传世文献而论，也找不到武王为生时称号的可靠证据。在目前所见西周文献中，武王时的文献如《牧誓》、《洪范》都只称武王为王，可见所谓武王灭商乃自号为武王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金縢》，该篇对武王的称呼有王和武王两种，称王有四次，均是生时之称，称武王有两次，均是死后之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金縢》的作者用生前和死后的不同称呼来称呼武王而造成的。西周金文中也有类似情况，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西周金文人名的体例相当谨严（注：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如令尊、令方彝，器主开始只称其私名，受命同卿事僚后始自称“作册令”；宜侯簋器主先称“虞侯”，受命侯于宜后改称“宜侯”。郭沫若也指出，班簋始称“毛伯”，受命后才改称毛公。这些都可与《金縢》的称呼相互印证。此外，《周颂》也有提及武王的诗，如《执竞》、《武》、《桓》均有武王之称，大家知道，《周颂》是宗庙里的祭歌，既为祭歌，则武王当然不是生称。至于《逸周书》、《左传》等文献，其中有些地方提到的武王似乎是生时称号，但这些文献或者经过后人较多的加工，或者成书年代较晚，再加上其特定的语言环境，实际上是不足以为据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以传世的西周文献为准。
    由上所论，利簋所记虽武王时事，但其铸造年代当在成王早年。
    十五年趞曹鼎该器记恭王十五年事，同一人所作器尚有一件作于七年，仅称王而不称恭王，董作宾先生曾注意到这个现象，他认为七年鼎作于恭王时，故但称王，十五年鼎作于懿王时，时王已非恭王，故称其谥。董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七年鼎称王不称恭王，十五年鼎称恭王不称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各自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据文献记载，恭王在位年数不是很长，有十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诸说，而恭王之父穆王在位时间长久，史称有五十五年。以此推之，恭王在位不会很久，要在二十年之内可能性最大，则十五年应为恭王晚年无疑，故其铸器时间完全可以在懿王之初。与此相似的情况又见于春秋时的叔夷镈和叔夷钟，铭文在谈及叔夷受到齐灵公赏赐时，前者称公后者称灵公，灵公似为生时之称，但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史籍明确记载春秋时期是有谥法的，故灵公应是死后之称，因此，叔夷镈和叔夷钟也是齐灵公生前和死后两个不同时期所铸的器物。这一点学者也已指出。这些铜器所反映的情况都与上举周初文献《金縢》相吻合。除此之外，在西周器铭中，还有类似的情况可作旁证，如孟簋铭记孟之父受到毛公的赏赐，但其父已故去，故孟为其父铸器以对答毛公之赏。按一般情况，孟之父受赏赐本应由其父铸器以对答君上，但至其父故去器尚未铸成。又如曶鼎铭文第一、二、三段所记也都是不同年之事，此外，唐兰先生还认为班簋前段叙三、四年前事，而作器时毛公已死。此均可见铜器铭文所记内容与铜器的铸造，二者之间是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的，这就造成了少数铜器铭文提到的人物至铸器时已故去的例外现象。
    另外，以器形纹饰而论，十五年趞曹鼎浅腹细足，接近洛阳中州路M816的铜鼎，其所饰S形顾夔纹，两单元之间用一字形介隔， 也是较晚的作风。
    在上二器之外，能根据现有材料对其时代进行推测以供参考的，尚有以下二器。
    献侯鼎该器铭文与勅鼎有联系，二器均言为丁侯作器，族徽也相同，故二人应为兄弟行，其所铸器年代应相接近。而后者为仅饰弦纹的素面鼎，这种形制的鼎昭王前后最为多见，如济阳刘台子墓（注：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洪赵永凝东堡墓（注： 解希恭：《山西洪赵县永凝东堡出土的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 期。）、沣西M162（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图版六十七，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扶风云塘M13（注：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文物》1980年第4期。） 等昭王时期的墓葬中均出有这种铜鼎（注：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但以形制而言，勅鼎腹较深，足较粗矮，应略早于上举昭王时诸鼎，其铸造年代应在康王之世。再从器形来看，献侯鼎为分裆鼎，但腹较深，外鼓，是分裆鼎中较晚的形式，而周初的分裆鼎浅腹，腹壁直，其器形承殷代而来。
    遹簋该器形制与西岭M1所出铜簋接近（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后者有铭文四字，同出有铜鼎一件，学术界定其时代在穆王时期（注：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 ，《考古》1976年第1期。），以铜簋铭文字体和铜鼎的形制而论， 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遹簋与西岭M1簋相比，足较矮，瓦纹满身，明显带有较多的晚期特色，其铸造年代应晚于后者。
    除上四器外，剩下的二器长甶盉和匡卣，无纪年，也无与年代相关之材料可考，卣甚至连器形也未见，但我们既有以上的讨论，故仍有充分理由将其理解为下一王初年所铸之器。
    以上材料说明，自西周初期开始王号就不是生时所称而应是死后之谥。